过境与归家

齐泽克不久前在一篇文章中才说，历史并不存在一个未来的乌托邦或家园，承认家园的不可能性反而是共产主义的前提。那篇文章叫《为什么共产主义者必须假定生活是地狱》，齐泽克发表于外网“哲学沙龙”。这篇文章似乎引起了不少争论（哲学沙龙后来的另一篇文章对此有所概述），主要是它刺痛了一些传统共产主义者。

如所周知，传统共产主义者相信目的论，相信家园，相信一段漫长而正确的奥德赛之旅；但齐泽克的意思是，苦难不是通往家园的途中代价。他不是否定解放，而是拒绝把解放变成对完美未来的救赎幻想。他认为共产主义者必须从“生活是地狱”这个残酷前提出发。

佩措尔德《过境》所表达的，或许正好是这个意思。马赛的过境者不是英雄奥德修斯，他们只想获得一纸签证。他们最大的可能不是抵达新乐土，不是重返伊甸园，而是永久滞留在过境空间里，在等待中继续日常生活。这正是齐泽克所说的“生活即地狱”:匮乏不是暂时困难，而是生命的根本处境。电影中对这一点的准确表达，是男主格奥尔格在一栋旧楼废墟里躲避追捕，一边是高处持枪警察压迫性的背影，一边是一对恋人纵情的偷欢亲吻，而男主就躲在角落里气喘吁吁。这种“短路”和蒙太奇，颇具齐泽克气质。

传统共产主义者认为没有未来愿景就会沦为虚无主义。但相信最终家园，恰恰可能把当下苦难工具化。以色列的返乡叙事就是这种目的论的现实版本。它把两千年前的宗教历史原点当作必须回归的“家”，于是，当下的驱逐、隔离和占领，就被讲述成史诗旅途的必要阶段，被合理化为实现终极正义的暂时代价。这种逻辑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为了一个尚未到来的“完美家园”，无情地抹除了另一群人当下生存的权利。

因此，谈论“过境”确实比谈论“归家”更有意义。因为“归家”往往预设了一个正确的、静态的终点，容易滋生排他性的暴力；而“过境”则承认了存在的流动性与不确定性。齐泽克要我们承认家园的不可能性，是想让我们放弃如今固若金汤的占有性的“家”的观念，即把家当作私有财产去捍卫的观念，转而拥抱一种基于共享脆弱性的共同体。

在这个意义上，承认家园不可能，是拒绝把回家变成对当下苦难的无限延期。齐泽克说，革命不是停止苦难，而是与苦难对抗，改变我们与苦难的关系。过境而非归家，意思就是我们不再等待史诗的终点，不再把“他者”当作归途的障碍。过境者的团结，不是朝向某个应许的伊萨卡，而是在地狱般的现实里彼此照看，改变过境的条件，让每一个没有签证、没有财产、没有国籍的人不再被当作多余的人。千万别认为这离我们很远。

这部电影最惊人的形式特色，是将二战语境整体移植到当代马赛：演员穿现代服装、开现代汽车、走在当下的街道，却又演绎着属于上个世纪的叙事；两个时代奇葩并存。佩措尔德幽默！他的意图再明显不过:过去的幽灵从未远离，它换一种名号一直在场。1940年被法西斯追击的难民，和2018年在地中海边缘徘徊的过境者，本质上是同一个人。而钢铁森林的小区围墙、居高不下的房贷、越来越艰难的工作合同，不过是隔离墙与过境签证的当代异名。换句话说，我们其实都生活在某种“马赛”状态中。

引申而言，《过境》并非虚无主义电影，在解构了“家”之后，影片在废墟上重建了一种新的联结。这种联结，正是基于齐泽克所说的“共享脆弱性”。格奥尔格与玛丽之间的爱情，并非建立在共同的目标或稳固的身份之上，而是建立在双重的不知情与共同的恐惧之中。玛丽在寻找她并不知道已经死去的丈夫，格奥尔格顶着死人的身份在逃避追捕。他们的“家”不在任何一个地理坐标上，而是在彼此都承认“失落”的那个瞬间建立的。家不再是“我占有的一片领土”，而是“我与你共同承担的无根状态”。 这种在绝望中的彼此照看，构成了一种新型共同体的雏形。它不是朝向某个应许的伊萨卡，而是在地狱般的现实里改变彼此的处境。

你说“朝着一个可以四海为家不需要过境的方向”，我认为这正是齐泽克的意思。我愿意这么去解读《过境》的最后一个镜头:在放弃了对“彼岸”的执念后，格奥尔格在绝望的“过境”之地，撞见了真实的人与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