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尔格被捕后苏联为什么不营救？ 合集网页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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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身陷牢狱的佐尔格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日本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尽可能地拖延时间，以掩护中共的上海情报科继续完成任务。

佐尔格知道，为此他必须做到两点。

第一点，尽可能地拖延时间。这就要求他多说，从自己的出生开始说起，说得越多，拖延的时间就越长。他不但说，而且要求用打字机写。我们知道，写比说慢得多。他一共写了5万多字，一直写到1942年3月，也就是写了半年之久。

后来的情况证明，佐尔格的这一做法确实为上海情报科争取了极其宝贵的时间。张放说，他跟佐尔格密切共事三年，都没听佐尔格谈过他的身世，还是通过他的供词了解的。这说明，佐尔格完全明白包括自己身世在内的所有供词都是极端秘密的内容，对最可靠的战友都不能说，但现在已经顾不得了。

第二点，要让日本人充分相信自己。这就要求他说的没有一句假话。要么不说，说出来的必须经得起查证。佐尔格作为情报人员肯定知道，日本特高课绝不会轻易相信他的供词，必定进行查证，只要有一句被证明是假话，关键时刻他为掩护中国的战略情报机构说的话，日本特高课就不可能相信。后来的情况同样证明，在日本特高怀疑到上海方面时，佐尔格的掩护说辞确实暂时迷惑了日本特高课的警部大桥。

无论我上面的分析推测是否属实，至少从客观上说，佐尔格的做法起到了掩护中国战略情报机构的作用。

否则，如果佐尔格像“神秘怪西人”那样一言不发，日本特高课必定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尾崎秀实身上，根据他的供词穷追到底，那么中共上海情报科就不可能继续工作 8个月之久。而在此期间，上海情报科发出了日军偷袭珍珠港和进攻中途岛两大至关重要的战略情报。

现在，我们来看看中共上海情报科的情况。1935年，在受到连续破坏之后，大名鼎鼎的中央特科被撤销，大多数人员疏散到华北和苏联，在上海只留下情报科长徐强等几个人在坚持。

1939年，徐强调回延安，吴成方接手上海情报科工作。在潘汉年直接领导下，吴成方调整加强了上海情报科。

上海以中西功为核心，利用中西功的地位，在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名下成立了一个“特别调查班”。名义上，这个调查班的任务是搜集南京、延安和上海租界方面上层人物的活动情报；实际上，这个特别调查班里安插了多名上海情报科的中共党员。特别调查班的班长程和生担任联络员。

在南京，有西里龙夫、陈一峰（伪中央社采访部主任，汪伪特工总部顾问）、汪锦元（汪精卫随从秘书）三名战略情报员，李德生及其妻子张敏以行医为掩护设立南京情报站，方知达担任南京与上海方面的联络员。

在华北，尾崎庄太郎打入日军北支派遣军司令部任情报课长，白井行幸在太原以经商名义活动，并派钱志行到北平建立联络站。

这样，上海情报科构成了埋伏在日军内高层的情报网络，为延安提供了大量侵华 日军以及汪伪、日蒋之间活动的战略情报。据八路军总部作战参谋杨迪回忆，当时日军的重要军事、政治行动，总部均能提前得到可靠的情报。

但是，1941年10月就在佐尔格被捕被捕不久，中西功收到来自东京的一封电报，电报上只有三个字：“向西去”，署名白川次郎。

令中西功大为吃惊的是，这个白川次郎其实就是中西功他自己的笔名。1938年，日本取缔共产党，中西功就此写了一篇报道性的文章，题目叫作《镇压日本左翼的状况》，严厉抨击日本当局“正在制造黑暗的政治”。此文由尾崎秀实协助，在《中国论坛》杂志上用白川次郎的笔名发表。这个笔名，只有同文书院几名关系密切的同学才知道。因此很显然，这是一封报警电，让他赶紧撤退，向西到延安或者重庆去。

怎么办？程和生请示吴成方，吴成方请示潘汉年。潘汉年听完说：延安转达莫斯科方面的请求，要求我们迅速查清日军南进的开战时间。这是关键问题的关键时刻，必须慎重考虑，容我想一天再说。

潘汉年知道，周恩来早就给中央特科定下过规矩，一旦有人被捕，不论此人是否可能叛变，与之有关联的其他人员都必须立即撤退隐蔽。不过这时候，潘汉年还不知道佐尔格小组出事的情况，但是他知道德军已经兵临莫斯科城下，他知道此时日军战略情报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意味着什么。

第二天，潘汉年再与吴成方会面时，他已下定了决心。

潘汉年对吴成方说：“现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非常严竣，了解和掌握日军的战略动向，是我们的第一重要任务，其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中国抗日的范围。因此延安一直要求我们用一切力量注视日军南进还是北进的方向问题。现在，日本南进已经明确。中央又要我们进一步搞清他们发动战争的日期，这是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线提供更进一步的明确的战略情报。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怎么办？”吴成方问。

潘汉年说：这个时候，不但不能“向西去”，而且要“向东去”。只有向东去，才能搞清楚日本人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完成延安交给的任务。但是考虑到中西功是日籍党员，可以先征求他的个人意见。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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