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的烟瘾很大，在大寨抽自种的旱烟，进了京改抽香烟，但都是3毛左右。他本来可以享受"特供"，但每天仍吃粗茶淡饭。

主要信源：（红色文化网——原副总理陈永贵临终遗言：我没给毛主席丢脸！）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在北京病逝。

告别仪式上，一个穿着黑色风衣的老人缓缓走进八宝山殡仪馆的大厅。

他退休后极少公开露面，但这一天他来了。

他站在陈永贵的遗体前，含着泪鞠了三个躬，嘴里反复念叨着什么。

这个人是华国锋。

他来看他最后一位老朋友。

陈永贵这个名字，对经历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符号。

不是因为官大，而是因为他的身份太特殊了。

他是新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当到国务院副总理，却还保留着农村户口、靠挣工分吃饭的人。

陈永贵是山西昔阳大寨村人，1952年当上村党支部书记。

大寨原本是太行山腹地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小山村。

真正让大寨出名的是1963年那场特大暴雨。

洪水把大寨七成房子冲毁了，按常规该伸手向国家要救济。

陈永贵在党支部会上带头说了句硬话。

不要国家救济粮、救济款、救济物资。

不但不要，还要做到向国家卖粮不少、社员口粮不少。

他带着大寨人白天修坝、晚上打土坯，当年就收上了好收成。

这事传到上面，山西省委觉得这是个能拿出去当样板的人。

1964年1月，陈永贵第一次站上人民大会堂的讲台。

他头上裹着白毛巾，身上穿着对襟衫，没稿子，就实实在在地讲大寨怎么扛灾、怎么自救。

同年12月26日，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请一批劳模吃饭，陈永贵也在场。

毛泽东对他说，五十而知天命，不要翘尾巴。

这句话，陈永贵记了一辈子。

从那以后，大寨成了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红旗。

陈永贵一路往上走。

1969年中央委员，1973年政治局委员，1975年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农业。

一个在山沟里种地的农民，就这样走到了国家最高权力核心。

但让人想不到的是，他到了北京，户口还在大寨。

全家都是农村户口，不领副总理工资，靠大寨的工分吃饭。

大寨给他记壮劳力的工分，一天一块五。

山西省给他发省级工资，每月六十块，后来涨到一百。

中央只给三十六块生活补助。

加起来一百三十六块，再加一个壮劳力的工分。

他不是城市户口，没有城市粮票，每年秋后大寨把分给他那份粮食换成全国粮票捎到北京。

这种一边在中南海开会、一边挣工分的副总理，新中国只出过他一个。

陈永贵在北京的生活跟在大寨没什么两样。

住在京西宾馆，自己叠被、扫地、洗衣。

走廊的电灯亮到天亮，他觉得浪费，就去关掉。

他烟瘾很大，抽的都是三毛左右一盒的便宜烟，晚年得了肺癌。

吃饭就是一碗小米粥或馒头面疙瘩，就着老咸菜。

客人来了就煮面条招待。

大寨接待站按规定可以免掉伙食费，他偏让秘书交了一百块钱，说不能吃集体的白食。

他觉得自己挑不动副总理这副担子，写过辞职报告。

毛泽东没批，批示说每年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到外地，三分之一回大寨。

陈永贵和华国锋的友谊是在工作中建立起来的。

1975年推广杂交水稻，华国锋向陈永贵咨询，得到肯定后全力推动。

1976年唐山大地震，两人一起组成慰问团去灾区。

1978年有人批判大寨，华国锋不赞成，认为大寨还是旗帜。

陈永贵离开国务院后，住进复兴门公寓。

大寨的老乡常来看他，带酒和下酒菜，陪他喝几杯。

1985年，陈永贵查出癌症。

华国锋经常去医院看他。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病逝。

回看陈永贵这一生，他从太行山深处一个穷山村出发，赶着时代的浪潮走到了中南海。

他不是完人，“农业学大寨”在推广过程中也确实有形式主义和脱离实际的问题。

这点历史已有公论。

但抛开时代局限看这个人本身，他确实把“旗帜”这两个字扛得很干净。

不贪、不占、不搞特殊化，到死都是一个农民的活法。

我个人觉得，陈永贵最让人佩服的地方，不是他当上了多大的官。

而是他当上官之后，依然能用农民的标准要求自己。

在今天这个时代，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凤毛麟角。

他的故事之所以值得被记住，不是因为那个特殊的年代。

而是因为那种干干净净做人的态度，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