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6年，李自成麾下大将田见秀，率部投降多尔衮，多尔衮大喜，想封赏田见秀，没想到范文程对多尔衮说：“田见秀这种人威望太高，留着是大祸患。”
田见秀真正的死局，其实在1645年第一次接受清廷招抚时就已经埋下了。很多故事喜欢从他被杀写起，好像范文程一句话就决定了一员大将的生死。史料却指向另一条线：田见秀先降、后重新举兵、再降，第二次走到清军面前时，他已经把清廷给予降将最宝贵的东西——政治信用——消耗干净了。
顺治二年，洪承畴向清廷报告，田见秀、张鼐、袁宗第三名大顺高级将领前来投诚。北京方面没有杀他们，甚至没有严厉追究，而是明确要求按照恩诏“免罪录用”。这一笔非常重要，因为它直接推翻了“清廷一看田见秀威望太高就非杀不可”的简单解释。第一次归降时，田见秀的威望同样很高，清廷照样愿意收。
为什么愿意收？因为1645年的清军虽然一路南下，却远没有到天下已经安定的程度。江南刚刚发生巨变，湖广、江西、福建、四川方向都还有战事，大量明军、大顺军、大西军以及地方武装彼此交错。对一个正在扩张的新政权来说，能招降一支就少打一仗，能收编一名宿将就可能多控制一片地方。这是很现实的军事账。
更值得注意的是田见秀过去的身份。1643年李自成在襄阳建立政权体系后，田见秀已经做到权将军，并承担提督诸营的职责，绝不是后来临时冒出来的一名普通将领。有关记载还称他性情宽厚、颇能服众。能让一群多年征战的部下长期听命，这才是田见秀真正值钱的地方。
可到了1645年以后，大顺集团已经不是一个完整政权了。北京失守、西安退出、李自成死亡，一连串打击之后，各路将领被迫自己寻找出路。有人继续抗清，有人尝试归顺，有人转而同南明方面合作。李过、高一功等大顺余部后来同堵胤锡等人合作，形成“忠贞营”，继续投入抗清战争，这说明当时大顺残部远未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也正因为如此，田见秀的再次转向才变得格外致命。他接受清廷赦免以后，并没有从此脱离大顺旧部。随着湖广局势变化，他重新进入武装对抗清军的阵营。站在田见秀自己的角度，这可能是乱世中保存部众、重新寻找政治立足点的选择；站在清廷角度，性质却完全变了：这不是一个从未归降的敌将，而是一个已经受赦又重新拿起武器的人。
1646年初，矛盾集中到了荆州。大顺军余部向荆州发动进攻，清军则由勒克德浑率军进入湖广战场。这里不是边缘小城，荆州控制着长江中游的重要通道，北接襄阳，西通夷陵，向南又可进入湖南。大顺余部如果能够在这里稳住阵脚，就还有重新串联各部的可能；一旦战败，整个中部活动空间都会被严重压缩。
战局很快倒向清军一边。勒克德浑的奏报记载，清军击溃对手后持续追击，田见秀等人在夷陵口被迫归降。跟他一起交出武器的，不是参考资料编出的“三千一百二十七人”，而是田见秀、张鼐、李友、吴汝义等三十九名将领以及马步兵五千余人。清军还缴获玉玺一方、马骡牛一万二千余头。
多尔衮面对的不是一个孤零零前来求生的败将，而是一整个仍有组织痕迹的大顺军事集团。五千多名士卒、几十名军官，加上长期形成的上下级关系，这支力量如果重新整合，依旧能够成为战场变量。田见秀个人有没有“谋反计划”并不重要，清廷判断风险时，看的是他过去做过什么，以及他还能重新组织多少人。
四月初三，多尔衮的命令到了。他把田见秀等人归入“穷而来归、降叛反复者”，要求处死；同时又明确说明，如果属于诚心迎降者，则可以免死。也就是说，这不是一句“威望太高所以杀掉”，而是一套公开划出的降人处置标准。
这层区别很值得琢磨。多尔衮不是拒绝所有敌军投降，恰恰相反，当时清军大规模推进，本身就不断使用招降、收编和旧官留任等办法。真正被严厉打击的是已经接受一次赦免，此后又重新参加战争的人。对正在争夺天下的军事政权而言，这种人会被视为最危险的示范：第一次反复不追究，第二次再饶，其他降将还会不会把归顺当成随时可以撕毁的临时协议？
田见秀的悲剧还有另一层：他手里的本钱越多，转圜空间反而越小。一个普通士卒换旗帜，胜利者往往并不在意；一个能够号令数千旧部、在原政权中身居高位的将领连续改变阵营，每一次选择都会被放大。乱世中最稀缺的不是勇气，而是别人还愿不愿意相信你的下一次承诺。
再往深处看，大顺政权败得如此迅速，问题也不仅是某一个将领“忠不忠”。中央体系一旦崩塌，各部只能自行筹粮、自行选择盟友、自行判断敌我，原本统一的战略就会碎成几十种个人求生方案。田见秀降清、再度参战、再次归降，看起来像个人摇摆，背后其实是一个败亡政权失去统一决策能力后的典型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