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红色文化网”爆料称，郭德纲此前竟还曾被指侮辱董存瑞、黄继光和刘胡兰！
 
8月15日，红色文化网刊文翻出一段据称来自2005年的郭德纲演出旧料，文章列出的内容涉及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等革命英烈，并认为这些英雄人物的牺牲事迹被改成了相声笑料，这篇文章随后被红歌会网转载，再次把郭德纲推上舆论风口。
 
这件事之所以引起这么大反应，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不是相声里能不能开玩笑，而是拿谁开玩笑，因为董存瑞1948年在隆化战斗中舍身炸毁敌军暗堡，牺牲时只有19岁，他用生命为冲锋部队打开道路，这段历史有非常清楚的权威记载。
 
黄继光、刘胡兰同样不是普通历史人物，他们代表的是几代中国人共同形成的英雄记忆，共产党员网在介绍英烈保护问题时就明确提到，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等英烈形象曾遭到不同程度的解构和歪曲，而这种行为损害的不只是个人名誉，还涉及社会公共利益。
 
在我看来，相声当然不能失去讽刺和幽默，相声如果所有话都四平八稳、一个包袱都不敢抖，那也就失去了自身魅力，但艺术自由从来不等于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制造笑声，普通生活可以调侃，社会现象可以讽刺，可民族共同记忆里那些用生命换来的牺牲，必须有基本敬畏。
 
而且今天讨论这件事，已经不能只停留在艺德层面，因为2018年5月1日起施行的《英雄烈士保护法》明确规定，禁止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同时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和荣誉受到法律保护。
 
更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已经用真实判例把这条边界画得非常清楚，2018年某公司曾将叶挺烈士的《囚歌》进行娱乐化篡改并制作短视频传播，法院最终认定这种行为亵渎烈士革命精神、侵害烈士名誉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判令公开赔礼道歉并承担相应责任。
 
董存瑞和黄继光的名誉保护同样出现过司法案例，此前有人制作并销售带有侮辱性内容的贴画，法院认定任何人都不得歪曲、丑化、亵渎或者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这实际上已经说明，所谓只是一个段子或者只是为了搞笑，并不能天然成为越过边界的理由。
 
我认为，一个真正成熟的喜剧演员，能力恰恰体现在不用踩这些底线也能让观众笑，相声历史这么长，市井生活、人情世故、社会百态、语言误会都能成为包袱，如果非要通过消解英雄牺牲的庄严感制造笑声，那不是创作空间不够，而是创作者选择了最省力的一条路。
 
这次旧料重新受到关注还有一个现实背景，郭德纲7月24日在武汉演出《济公活佛》时即兴改编《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相关唱段没有出现在报备材料中，武汉市文旅局8月11日确认已经依法启动立案调查程序，这也是近期围绕其舞台表达争议持续升温的重要原因。
 
不过我认为，两件事还是应该分开看，武汉事件目前调查的是营业性演出报备和现场演出内容问题，而20多年前的旧演出引发的是另一层面的公共价值讨论，不能因为时间挨得近就把所有问题简单打包，但两件事确实共同提醒所有舞台演员，现场发挥从来不是没有边界的自由。
 
最高法发布的涉英烈典型案例还明确指出，侵害英雄烈士姓名、肖像、名誉和荣誉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依法承担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和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刑法修正案十一还专门增设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英烈保护早已从道德倡议进入明确的法治轨道。
 
在我看来，今天重新审视过去的舞台作品，并不是要求20年前所有表演都必须按照今天的语言方式重新说一遍，而是应该明白有些东西本来就不适合作为笑料，英雄可以被研究、可以被讨论、历史细节也可以被求证，但不能为了几个掌声把牺牲本身变成娱乐素材。
 
郭德纲是国内影响力很大的曲艺演员，越是拥有庞大观众群体，舞台上的一句话传播范围就越远，我认为真正的传统文化传承绝不只是会多少老段子、唱多少太平歌词，更重要的是知道什么叫敬畏、什么叫分寸、什么东西到了台上依然不能拿来换笑声。
 
艺术当然需要自由，可自由从来和责任同时存在，相声可以尖锐、可以大胆、甚至可以得罪人，但英雄烈士是一个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在我看来，真正高明的喜剧是让人笑完还能留下东西，而不是拿那些已经无法为自己辩解的牺牲者去完成一个廉价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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