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应钦：毛主席说“绝不接受他投降”，周总理怒斥他是“千古罪人”，蒋介石也坦言想杀了他。这个人究竟干了什么，惹得三位大人物齐声讨伐？

1940年10月19日，重庆，一封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联名发出的“皓电”，送往八路军、新四军方面。

电令要求黄河以南部队限期北移。

纸上只是军令，落到前线，却意味着驻地、补给线、活动区域都要重排，部队若不按期移动，军事冲突便可能被推到眼前。

不到三个月，皖南新四军军部遭国民党军重兵包围，叶挺被扣，项英后来遇害，新四军遭受严重损失。国民政府随后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

据当时在重庆南方局工作的陈舜瑶回忆，周总理在电话中怒斥何应钦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何应钦为什么会成为这句重话直接指向的人？

要看他的职位，也要看他二十年来反复出现的位置。他很少只是站在蒋介石身后的一个高级将领，更多时候，他处在南京最高军事政策转成军令的那一道关口。

1931年，国民党军第二次大规模进攻中央苏区，何应钦主持南昌行营；第三次进攻时，他又担任前线总司令。对红军而言，这不是一次偶然碰面。围剿、调兵、战区部署，都让何应钦的名字与军事压力直接连在一起。后来国共关系几度变化，这笔旧账并没有消失。

1935年华北危机又把他推到另一个敏感位置。

日本方面提出要求后，何应钦以书面复函作出承诺，形成通常所说的“何梅协定”。
华北对日妥协并非何应钦一个人决定，可文件最后落上他的名字，他承担的是执行层面的政治责任。也正因如此，他的一生常有一种奇怪的反差：最高决策未必由他作出，最刺眼的军令和复函却常常由他签发。

这种位置让中共方面长期把他视为重要责任人物，也让蒋介石始终难以完全放心。

1927年蒋介石下野时，何应钦没有表现出蒋所期待的那种坚定支持。到了1936年西安事变，蒋被张学良、杨虎城扣留，南京突然出现权力真空。何应钦进入主持军事讨伐的位置，能够调动部队，对西安施加压力。

当时南京主战者并不只有何应钦，戴季陶等人的态度甚至更激烈；随后何应钦的军事行动还曾因推进不快受到批评。可对蒋介石来说，另一个现实已经足够刺眼：自己失去自由后，何应钦确实有资格坐到调兵遣将的位置上。

这才是蒋何关系最难处理的地方。
何应钦没有足以脱离南京另立中央的独立地盘，可他有黄埔系统资历，有长期军政声望，又掌握过参谋总长、军政部长等要职。

蒋介石需要这种人办事，同时又不能容许这种人在最高权力失控时变成另一个中心。

1945年9月9日，这种复杂性到了顶点。南京受降仪式上，何应钦以中国陆军总司令身份接受日本方面投降。他坐在战胜国席位上，手里接过的是中国长期抗战后取得的正式投降文件。

只看这一刻，很难把他与此前的华北妥协、皖南军令联系到一起。

可日本刚宣布投降不久，何应钦已经命各战区印发旧有的《剿匪手本》，国共之间的军事对抗很快重新压上日程。受降主官与反共军事执行者，在他身上几乎同时存在。两种身份没有互相抵消，因为它们都来自同一个位置：国民政府最高军事体系的执行中枢。

到了1949年，这条线终于走到尽头。北平和谈期间，毛主席同张治中谈话时还表示，如果李宗仁、何应钦等人来参加和平协定签字，会更好。拟议中的和平条件也给国民党高级人员留下了悔悟和转变的空间。

何应钦没有走这条路。4月12日，他电示南京和谈代表，在解放军渡江问题上严加拒绝。4月20日，国民党方面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

次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作战，南京政权迅速走向崩溃。

从1931年的南昌行营，到1940年的“皓电”，再到1945年的受降席和1949年的拒签，何应钦始终站在一个很少有人愿意长期站的位置上：重大政策需要落地时，他常常负责把它变成军令、复函和具体部署。

这也决定了他的历史处境。
中共方面追究他的，是一次次可以落到文件和职务上的军事责任；蒋介石戒备他的，则是一个掌握军令、资历深厚的高级部属在权力危机中可能产生的分量。

到了1949年4月，那份和平协定已经摆到桌面上，何应钦仍旧选择拒绝。一天之后，长江防线被解放军全面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