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纲“违规篡改红歌”的事分两派，一派主张需明确定义“红色经典”，另一派坚持不可亵渎历史印记应守法守规。

关于两派主张的争论，恰恰相互印证了对方的观点。“支持派”问如何定义不可亵渎的“红色经典”？主张应像国旗国歌那样需明确定义，不能随意定责，但其出发点不是为了“完善法规”本身，而是主观情绪上反对干涉“创作自由”，但这类观点印证的反而是对方的主张，因为刻意忽略了“著作版权”权益和社会法规框架，如果针对原作品通过任意改动、转嫁等手段进行“二次创作”或“即兴演出”等方式直接获取商业利益，此举将扼杀“原创”动力和环境，何来“创作自由”？谁还敢于创作？针对郭德纲此次违规事件的调查并非专门针对“红歌”范畴，而是“创作者权益”和“商业性演出报备规定”，并非针对某个人，但个人影响力和知名度确实会有更大的社会效应。

然而，另一派所谓“反对派”追究的却是“红歌经典”不可亵渎，以及法规本身，按照他们的立场其出发点虽然正当，但有一部分人将此延伸到“个人道德、职业操守”的范畴，直接贬损郭德纲的社会名誉，但又无可否认郭德纲的成功恰恰是社会大众的支持，反而不是所谓“体制内”的认可。

经此事件，可能很多人会更多关注到“营业性演出报备”程序对社会传播的影响力。简单来说，“没有限制创作自由、没有限制表演曲目、没有限制即兴发挥、没有限制公众监督和批判。”就是让你提前报备，有那么难吗？

（声明：下面这一句是即兴表演，别见怪！）
“就这么点事，一个个的，伶牙俐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