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小国靠出口，大国终究要依托本土庞大市场
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早在1992年便指出，中国长期发展必须靠内需。对于中国这样的超大规模经济体而言，深度全球化路径本身就蕴含着明显的结构风险：持续强化外向型增长，不仅难以支撑内生发展，也必然在国际层面加剧对资源与市场的竞争，恶化自身的外部发展环境——这一判断，杨小凯等经济学家在1980年代末已做出清晰预警。
李光耀认为：中国需要从出口导向经济，转变为如同美国那样以国内消费为导向。
“要完成这个转变，必须改变中下层民众的心理。中国人经历长期贫困，收入增加之后倾向储蓄，把钱存进银行。只有民众对未来有稳定预期，才敢于消费”。
“国内消费最终会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唯一途径，需要在10‑20年内完成转型”。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让经济增长惠及内陆普通民众，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升全民消费能力。”

李光耀之所以能提出这样的建议，来源于他所观察到的中国现实。
改革开放前期，中国依靠廉价劳动力，走出口加工、外需拉动路线。80‑90年代，海外市场是增长的主要引擎，新加坡自身也是出口导向小国，李光耀非常熟悉这套模式的优势与天花板。
​ 小国可以永远靠出口；但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不可能永远把增长寄托于海外市场：全球市场消化不了中国无限扩张的制造业产能，外部贸易摩擦、海外经济衰退都会直接冲击国内就业。
​ 他看到中国人高储蓄的文化底色：历经物质匮乏，民众优先存钱抗风险，社会保障不完善，大家不敢消费。
李光耀认为：小型经济体（新加坡、中国香港），可以依靠出口、外资实现繁荣。而超大规模大国，长期可持续增长根基一定是内部市场。外需是加速器，不能当永动机。一旦全球需求萎缩，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体就会承受巨大压力。
转型不只是刺激花钱，是整套社会条件。李光耀没有简单说“多鼓励老百姓消费”，他点明前提：收入分配改善，普通民众手里要有可支配收入；社保、医疗、养老完善，消除后顾之忧，降低预防性储蓄；壮大中产，内陆地区共享发展成果，不能只有沿海富裕。如果老百姓对未来没有安全感，单纯喊拉动消费是行不通的。
李光耀站在外部观察者视角，看到大国经济的一般规律，但对转型的难度估计偏简单。内需转型不是单纯经济政策，牵扯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产业升级，是漫长的系统工程，不可能十几年一蹴而就。
​ 新加坡本身是城市小国，没有庞大内陆、城乡二元结构，他的经验不能直接照搬至中国。
​ 中国的路径不是“彻底放弃出口变成纯消费经济体”，而是内外双循环，出口与内需共同发力。
90年代中国刚进入出口高速增长期，很多人只看见外需红利；他很早就看到这套模式的边界，多年后完整提出内需转型的判断。但转型不只是经济口号，背后是收入、社保、分配的整套社会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