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年，得知韦昌辉被处死，湘军劝降韦俊，许诺高官厚禄。韦俊将太平天国视为自己的家，无论湘军开出多厚条件，他都不为所动。


1858年，洪秀全重建五军主将制度，韦俊被列为右军主将，与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并列。
这个任命距韦昌辉在天京被杀不过两年。若洪秀全早已决定清除韦氏，右军主将不会落到韦俊头上；若韦俊早有降清之心，他也不必等到1859年才献出池州。

官位仍高，军权尚在，人却在一年后改换旗号。
韦俊的决裂，发生在太平天国仍承认他的名位，却已无法保障这个名位的时候。

1856年的武昌，更能看清这层变化。
韦俊守城时，罗泽南已在攻城战中负伤身亡，胡林翼等人转而深沟高垒，截断城内外联系。天京事变爆发后，韦昌辉被诛，石达开也从湖北方向抽身。

清军向武昌、汉阳射书招降，官文奏称守军“终无悔心”“甘心死拒”。兄长已死，援兵难至，城外又有清军开路，韦俊仍然拒绝。那时太平天国很乱，却还给他一座必须守住的城、一支能够号令的军队和一项清楚的职责。

三样东西还在，他便没有把个人祸福放到军令之前。

武昌在1856年末失守，韦俊撤出城外，没有就势投入湘军。此后他转战江西、安徽，仍在太平军体系内活动。两年后恢复五军主将，洪秀全把右军交给他，再次确认其高级将领身份。

韦俊也接受了安排。
1856年拒降，1858年受职，他没有因兄长被杀便立即转向清军。

五军主将恢复了名册，却没有恢复早年的统属关系。
1851年的五军主将之上有杨秀清主持军政，命令可以穿过各军；天京事变后，杨秀清、韦昌辉死去，石达开出走，陈玉成据皖北，李秀成活动于江北、江南之间，杨辅清经营皖南，韦俊驻池州。职衔排得整齐，各部仍靠自己的兵员和地盘生存。边界、粮饷和行军路线一旦发生争执，天京已缺少能让各方服从的裁决。

这种失序很快落到韦俊头上。
1859年，他率部试图由池州方向过江，与李秀成部靠拢，陈玉成方面在和州阻拦，双方发生械斗，清方奏报称死者数千。

一个右军主将调动自己的部队，竟需以武力穿过另一名主将控制的地区。争端发生后，天京没有拿出各方都执行的处置。

韦俊保有头衔，却失去了在同一阵营内移动的权利。军衔成了门面，地盘才是通行证。

杨辅清与韦俊的矛盾又把裂口撕大。杨辅清与杨秀清有宗族关系，韦俊则是韦昌辉之弟，天京事变留下的仇怨被带进皖南军务。两人各有部众，各守区域，旧案和现实利益缠在一起。韦俊北渡受阻，皖南难容，池州的粮食和兵源也承受压力。中央能够调停，私人仇怨只能停在营门外；中央失去调停能力，血缘便会变成军队开火的理由。

1856年清军劝降失败，1859年却等到池州开门。湘军没有忽然变得更会许诺，韦俊也没有忽然忘掉多年征战。守武昌时，敌人来自城外，他可以用防守回答；驻池州时，阻力来自同一旗号下的几支军队，他每走一步都可能引发内战。继续留下，只能向陈玉成、杨辅清交出部众，或者先同自己人决战。两条路都会毁掉他赖以立足的军队。

韦俊投降后，清军接收其部时仍带着防范。杨辅清与黄文金、刘官芳等合兵反攻，池州很快重新落入太平军手中。献城没有带来整支军队和整块地盘的平稳转移。韦俊保住性命，却失去一批旧将，也失去回到原阵营的可能。

此后他参加池州、安庆及皖南战事，清军用战功检验他的归顺。每推进一程，他都要对昔日同袍用兵。清廷后来给他副将加总兵衔，这个职衔保住了军旅出路，却没有抹去降将身份。降清解除了眼前夹击，也彻底改写了他的军政身份。高官来得迟，猜疑一直在，换取信任的代价是亲手切断旧日关系。

1859年献池州，使清军得到熟悉太平军防务的将领，也削弱了皖南战场。

个人求生转化为对旧阵营的军事打击，责任不能抹去。太平天国付出的代价同样具体：将领的行军路线由别部封锁，主将之间以械斗处理争端，中央只剩封官的权力，已没有维持服从的能力。

1856年，韦俊没有接清军递来的路，因为武昌城内还有他的岗位。
1859年，他打开池州城门，因为右军主将的称号已经护不住部众，也换不来一条通往友军防区的路。湘军的招降书没有在最困难时买走他；太平天国内部失去裁决和容纳能力后，三年前被拒绝的去处才成了出口。

韦俊改换阵营，是他的选择，也是一个军事组织先把高级将领变成孤军后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