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日，伊朗前外长扎里夫发出警告：如果伊朗无法在拟议的60天谈判期内同美国达成最终协议，可能同时面对经济压力加重、国内不稳定、军事冲突重启以及外交空间收窄四类风险。

他还认为，伊朗的合作伙伴也会考虑制裁和地区冲突带来的成本，不会无条件扩大合作。

在我看来，扎里夫真正担心的并不是伊朗“没有朋友”，而是伊朗与外部伙伴合作的成本越来越高。

只要石油出口、资金结算和海运通道持续受限，即便其他国家愿意购买伊朗商品，也要面对保险、支付和二级制裁等现实障碍，外交关系不等于经济合作能够顺利落地，这一点往往容易被忽略。

国内风险同样不能单独看，经济收入下降会压缩财政空间，财政紧张又会影响公共服务、就业和社会预期。

社会不满若与地区安全问题叠加，政府就需要同时投入资源维持经济和安全，政策选择会越来越少。

因此，扎里夫把经济、社会和战争风险连在一起，是一条完整的因果链，而不是四个互不相关的问题。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月3日表示，伊朗当时没有同美国直接谈判，而是在与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临时安全航线。

8月5日，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称，伊朗与阿曼已就航线安排形成“基本谅解”，但海峡管理方式、船舶检查和相关费用仍存在分歧，近几日也没有举行美伊直接谈判。

我认为，当前最值得关注的并非双方谁先示弱，而是能否把海峡通航、停止军事行动和制裁安排拆成可执行步骤。

若各方只强调胜负，谈判很容易重新回到威胁循环，若先建立通航和停火机制，伊朗面对的四类风险才可能同时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