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 年起，邱清泉长子邱国渭借着政策松动、多次赴美探亲之机，以大家所说 “蚂蚁搬家” 的方式，先后将三个女儿送往美国安置。1949 年后他在上海生活近三十年，1983 年最后一次赴美，自此没有再返回上海。


后来，人们把邱国渭几次赴美的过程概括成“蚂蚁搬家”：一次带走一个女儿，孩子留在美国，他自己仍回上海；等下一次申请获准，再带走另一个。到最后一次，他也没有回来。

改革开放初期，因私出境仍要经过单位同意和有关部门审查。
家庭背景、海外关系、出境理由，都会影响下一次申请。第一次便滞留不归，后面的路很可能当场封死。

邱国渭是邱清泉之子。
1949年邱家离开大陆时，他最终留在上海继续读书。关于他为何没有同行，后来有“错过军舰”和“为完成学业主动留下”等不同回忆，无法硬拼成一个现场。可以确定的是，他在圣约翰大学完成学业，1952年毕业后进入上海图书馆，从事西文书刊采访和编目。

这份工作不显眼，却需要扎实的语言和目录学能力。

一本外文书进入馆藏，要辨认作者、书名、版本、出版地和语种，任何一项出错，读者以后都可能找不到它。邱国渭长期做这类工作，还教授西文编目，参与翻译外国作品，撰写图书馆业务文章。到后来，同行提起他，首先想到的已不只是“邱清泉的儿子”，还有一个熟悉西文目录、能带学生上手的业务人员。

这种职业信用很重要。它不能消除他的家庭出身，却使单位评价他时多了一套具体尺度。
邱国渭在上海的书库、目录卡片和课堂里，慢慢建立起能够被同事和主管部门看见的专业身份。

他后来结婚，育有三个女儿。
据同事回忆，妻子在带学生下乡期间患病，注射后去世。具体医疗经过各家说法不一，不宜写成一桩已经查清的事故。

结果却很清楚，三个孩子的生活、教育和照料，一下子落到邱国渭身上。
远在美国的母亲和弟妹，此时还构成了一个能够接住孩子的家庭网络。

政策变化给了他行动的可能。
上海文化系统开始重新评价知识分子的业务能力，有人准备把他调到高校任教并帮助解决住房，文化部门又将他提拔到外文采编部门担任副职。

他后来还进入上海市政协，并参加对台工作机构。这个身份变化意味深长：过去因家庭背景受到防范的人，开始被当作专业人员和海外联系对象使用。

可同一扇门打开后，个人和单位看到的并非同一个方向。
单位希望留下一个有经验的图书馆业务人员，也希望借助他的家族关系沟通海外；邱国渭最迫切的问题，却是三个女儿由谁长期照料。

政策给他的，是有限的探亲机会，他把这项机会转化成了家庭安置。

为什么不一次把全家带走？
因为在当时，一次性提出长期迁居，远比短期探亲难以获准。邱国渭把一个大决定拆成几次较小的申请。女儿到了美国，有祖母和亲属接应；他自己按时回来，没有立即切断同上海的工作关系，下一次申请因此仍有继续的可能。

这套办法有效，也有代价。
每次把一个女儿留在美国，他都要独自返回上海；每次回来，家庭团聚仍未完成。单位同意他再次出境，也不等于允许他自由迁居。所谓“蚂蚁搬家”，实际是在审批、工作、父亲责任和亲属接应之间，一步一步寻找可以通行的范围。

关于他从哪一年开始赴美、前后究竟几次，不同口述并不完全一致。
后来的叙述通常以1978年为起点，以1983年为最后一次赴美。可以把握的主线是，他分批将女儿安置到美国，前几次仍返回上海，最后一次离开后，与上海同事逐渐断了联系。

这个结果也改变了人们对他最终选择的理解。
他在上海并非已经没有前途。就在离开前后，他的职务、住房和社会身份都在改善。最终留美，不能简单解释成逃离困境，更不能只归结为政治好恶。家庭照料、亲属团聚和多年分离的现实重量，压过了刚刚重新打开的职业道路。

上海方面完成了对他的身份修复，却没能留住这个人；邱国渭完成了家庭重新聚合，也放弃了在上海近三十年建立的岗位、同事关系和公共身份.
今天理解类似的人生转折，也应沿着这三条线去判断：一个人能选什么，他必须照料谁，他为最终选择舍弃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