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元勋的雅号！

1955年授衔典礼上，元帅、大将、上将都有严格的礼序，姓名、军衔、勋章，一项也不能含糊。

可离开典礼现场，回到老战友和根据地群众中间，许多开国将领又有另一套称呼。
朱德被尊为“红军之父”，彭德怀是“彭大将军”，贺龙是“贺胡子”，徐海东是“徐老虎”，罗瑞卿是“罗长子”，叶剑英常被称作“叶参座”。

这些名字听来随意，来路却不一样。
有的属于后人对一生功业的概括，有的是战场上叫响的威名，有的是乡亲和部下沿用多年的旧称，还有一些，只在熟悉的人之间使用。它们不能代替正式传记，却留下了军衔表上看不到的东西：一个人怎样被身边人认识，又因为什么被记住。

“红军之父”并非朱德的正式称号，最初由谁提出，也很难作出绝对判断。
这个称呼能够流传下来，靠的不是某一句赞美，而是他与人民军队几乎同时展开的革命经历。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失利后，朱德参与保存和整顿余部，把一支处境艰难的队伍带上井冈山。此后，从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指挥到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他长期站在军队统率和建设的位置上。这里的“父”，更像老兵对创建者和带队人的一种敬称。

彭德怀的雅号，带着战场上迎面撞来的声势。
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尾追骑兵仍不肯放手。彭德怀指挥部队在吴起镇一带设伏反击，打退追兵。战后，毛主席写下“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据长期流传的记载，彭德怀将末句改为称颂英勇红军。诗里写的是主将的锋芒，改动留下的，却是他对个人与部队关系的态度。仗可以由他指挥，功劳不能只落在他一人身上。

贺龙的“贺胡子”没有诗句那样整齐，倒像湘西山路上远远传来的一声招呼。早年在桑植一带活动时，乡亲和部下已习惯用“胡子”称呼他。它与外貌有关，也连着他在当地拉起队伍、反抗军阀的经历。后来，贺龙统率红二方面军，又成为人民军队的重要领导人，正式身份一再改变，旧称仍然跟着他。家乡人记住的，始终是那个从湘西走出来、敢把队伍带在身边的人。

徐海东的“徐老虎”，则是在鄂豫皖的枪声中叫开的。他作战勇猛，多次负伤，身体留下许多伤痕。红二十五军转战途中，常在强敌围堵下寻找缺口，徐海东也屡屡出现在战斗吃紧的地方。“老虎”形容的不只是性情，更是部队对一名指挥员战场作风的直接感受。后来他因伤病长期休养，那个带着火药味的称呼仍没有淡去。

“罗长子”显得亲切得多。
罗瑞卿身材高大，早年在红军中见到毛主席时，便被以“长子”相称，此后多年仍沿用这一叫法。起初说的是个头，随着他承担的工作越来越重，这个称呼又添了一层可靠、能担事的意味。从红军政治工作到新中国公安和军队领导岗位，罗瑞卿处理的事务早已超过一个昵称最初的分量，可毛主席仍叫他“罗长子”。名字没变，人已经成了能够独当一面的干部。

叶剑英的“叶参座”，点中的则是一项长期本领。“参座”原是对参谋长的尊称。叶剑英多年从事参谋、协调和统筹工作，革命战争中的若干紧要关头，都需要他判断形势、沟通意见、组织实施。战友们用“参座”称呼他，既有旧军语留下的痕迹，也包含对其专业能力的认可。前线将领的威名常伴着冲锋和炮火，参谋人员的作用却藏在地图、命令和一次次反复核对中。叶剑英的雅号，恰好把这种不显眼的本领留了下来。

这些称呼不能混作同一种故事。
“红军之父”是历史评价，“彭大将军”连着战功，“贺胡子”带着乡土记忆，“徐老虎”来自战场印象，“罗长子”生于长期交往，“叶参座”指向参谋专长。

它们有的庄重，有的粗粝，有的近乎玩笑，却都经过许多人长时间的使用，才慢慢固定下来。

授衔名册记录的是他们在国家和军队中的正式位置，老兵与群众口中的雅号，保存的则是相貌、性情、能力和共同经历。

多年之后，礼服上的勋章已经成为历史照片，“胡子”“老虎”“长子”“参座”这些旧称仍在人们嘴边。
喊出它们时，那些人仿佛又从名册里走下来，回到山路、战壕和摊开的军用地图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