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红军军委书记罗南辉被捕，敌人还没有用刑，他自己就先招了。为了试探他，敌人放他出狱，没想到他却说：“求求你们别放我走。”

审讯室里灯光昏暗，桌上摆着几张纸，特务头子翻来翻去，越看越觉得不对劲。眼前这个人，衣服皱巴巴的，脸色发白，嘴唇干得起皮，哪有一点军委书记的样子？

他把烟灰往地上一弹，冷笑着问：“罗南辉，你倒挺识相啊，还没挨打就开口了？”

罗南辉低着头，两只手绞在一起，声音小得像蚊子：“长官，我真不敢了，我就是跟着跑腿的，他们让我送啥我送啥，我哪知道那么多事……”

特务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忽然一拍桌子：“少装！你是书记，能不知道？”

罗南辉吓得一哆嗦，腿都软了，嘴里一个劲儿求饶：“我真不是大人物，外头都这么叫，其实我就是混口饭吃。长官，您别打我，我说，我都说。”

他接连说了几个地方，也说了几个人名。特务一查，嘿，还真能对上。可再细问，又发现这些线索不是早断了，就是人早没了。有用吗？说有点用，也就那么点；说没用，又不像全是瞎编。

这一下，特务心里反倒打鼓了。

第二天，他们故意不审，把罗南辉晾在牢里。到了中午，才端来一碗稀饭，里面飘着几粒米。罗南辉一看，眼睛都亮了，端起来就喝，烫得直吸气也舍不得放下。

旁边的特务瞧着，笑出了声：“你们红军不都硬得很吗？我看你也就这样。”

罗南辉没回嘴，只把碗底舔得干干净净，末了还可怜巴巴地问：“长官，还有没有？我三天没吃饱了。”

那副样子，别说书记，连个有骨气的犯人都不像。

牢房里有个年轻人一直偷偷看他。那人是万县师范的学生代表，罗南辉心里清楚，也知道他刚入党不久，经验浅，熬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

夜深了，年轻人靠过来，压着嗓子说：“罗书记，是我……”

话还没说完，罗南辉突然往后一缩，像见了瘟神一样：“你别害我！我不认识你！我啥都不知道！”

年轻人愣住了，脸上一阵发白。可他很快明白过来，牢里不干净，墙后头说不定就有人听着。于是他闭了嘴，慢慢挪回原处，再没吭声。

过了几天，特务们商量来商量去，决定再试一次。他们把罗南辉提出来，松了绑，还丢给他一件破褂子。

“滚吧。”特务头子说，“像你这种废物，关着还费粮。”

谁知罗南辉一听，反倒哭了，扑通跪在地上，抱着对方的腿不撒手：“长官，您别赶我走啊！外头到处抓共产党，我出去就没命了。您让我在这儿扫地也行，挑水也行，赏口饭就成。”

特务被他缠得火大，一脚踹过去：“没出息的东西！”

几个人把罗南辉拖到后门，往巷子里一扔。门咣当一关，他趴在地上半天没爬起来。

巷口果然有人盯着。罗南辉心里明白，戏还没完。他揉着膝盖站起来，东倒西歪地往前走，先在街边讨水喝，又蹲到城隍庙外头，跟几个乞丐挤在一起晒太阳。有人扔来半块冷馍，他伸手去抢，抢慢了，还被骂了两句。

盯梢的人看了一下午，越看越嫌晦气。到了傍晚，其中一个啐了一口：“就这货色？上头也太小心了。”

天黑后，罗南辉绕了几条小巷，走到一家棺材铺门口。他没直接进去，先在门外蹲了一阵，确认身后没人，才扶着门框挪进去。

掌柜的没抬头，只低声说：“后院。”

后院屋里，川东特委的老吴已经等急了。见到罗南辉，他赶紧上前：“怎么样？”

罗南辉喝了半碗水，才低声说道：“敌人还没完全信，但已经松了。重庆反省院里那个学生同志很危险，得尽快想办法救。还有，旅馆的事是陈麻子告的密，他现在跟着特务队，住七星岗二巷七号。”

老吴脸色沉下来：“果然是他。”

罗南辉摆摆手：“先别急着动他，交通线要紧。敌人以为我吓破了胆，这正好能用。忠县那边的联络点断了，我明天就过去。”

第二天一早，罗南辉换了身货郎打扮，挑着担子出了城。上头摆的是针线、火柴、鞋垫，箩筐底下却藏着传单和密信。他一路吆喝着，见人就笑，碰到盘查还弯腰点头，像个只会讨生活的小贩。

可就在这副窝囊相底下，一条被敌人砍断的线，又一点点接了起来。

重庆反省院那边，特务们还在翻他的档案。有人说这人不可靠，放早了；也有人不耐烦：“你见过哪个真硬骨头哭着不肯出狱？他就是怕死。”

最后，他们在纸上写下四个字：贪生释放。

他们哪里知道，罗南辉要的正是这四个字。只要敌人信了，他就能继续走街串巷，继续传信，继续把散掉的人找回来。那一回，他不是招了，也不是怂了，他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把自己活生生演成了另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