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儿子的车连火都没熄，一脚刹车停在二女儿小区门外的花坛边。他把我那个装满降压药和换洗衣服的蛇皮袋往地上一扔，摇下半截车窗抛出一句：“妈你先在二妹这住几天。”接着一脚油门，车尾灯瞬间消失在夜色里。我每个月八千块的退休金，加上大半辈子的存款全砸进了他那套三室两厅，洗锅做饭带孙子，最后就换来儿媳妇捏着鼻子的一句通牒：“妈，你身上有股老人味，熏得孩子直犯恶心。”我在初秋的冷风里坐在花坛沿上，看着路灯把树影拉得老长，小区保安拿着手电筒在我脸上晃了两回。
在大儿子家那阵，我睡在阳台嘎吱响的折叠床上。为了不打呼噜吵醒宝贝孙子，我每天夜里拿医用胶布把自己的鼻子死死贴住，张着嘴大口喘气，憋得胸口生疼也不敢撕。就这，儿媳妇还是能挑出刺，指着阳台上滴水的衣服骂我浇烂了她的名贵兰花。我那个亲生的大儿子，就靠在门框上抽烟，烟圈吐了一圈又一圈，硬是没放一个屁。
二女儿这头的门也不好进。23天，我被塞进堆满旧羽绒服和破玩具的杂物间。她家的燃气灶是触摸屏的，手指头一碰就滴滴乱叫，我吓得直缩手，每天只敢等他们两口子摔门上班了，才敢开火热点昨晚的冷饭。就算这么小心，还是碍了眼。那天半夜起来上厕所，我听见女婿在客厅压低嗓子发火：“你妈那堆破药瓶子把冰箱塞得连个缝都没有，我刚买的进口牛排往哪搁？”天刚亮，二女儿就把我的救心丸和降压药全呼噜进一个塑料袋，直接扔进我床头柜的抽屉里。
后来，小儿子一通电话把我拽到了省城。可我刚拎着兜子跨进门槛，小儿媳妇就抱着胳膊挡在玄关，指着茶几上一本只写着她名字的房产证发话：“我爸妈下个月来养老，这房子就两室一厅，你只能睡沙发。”
那天晚饭，我缩在那个连翻身都会磕到膝盖的窄小布艺沙发上，端着半碗白米饭，眼睁睁看着小儿媳妇把盘子里最肥亮的一块红烧肉夹进她亲爹的碗里，筷子尖敲在瓷碗沿上发出清脆的响声，而我那个小儿子只敢把头快埋进饭碗里，一边往嘴里扒拉白饭一边含混不清地嘟囔：“妈，我媳妇说话是难听点，但人不坏。”
饭桌上的红烧肉我一口没动。直到第三个月，老家村支书的一个电话，突然让这三个把我当皮球踢的儿女，全变成了大孝子。
老家那套土坯房，赶上拆迁了。
三辆小轿车几乎是踩着脚后跟开进了我那长满青苔的老院子。他们连水都没喝一口，直接坐在院子中间的破马扎上开始分钱。大儿子嚷着要拿补偿款买车库，二女儿拍着桌子要十万装修费，小儿子梗着脖子喊：“我媳妇说了，这钱不分给我们，她就不生二胎！”
我蹲在塌了一角的泥灶台边，捧着个掉漆的搪瓷缸子，吸溜着泡软的方便面。一阵风刮过，树上几颗熟透的红枣砸在黄土地上，滚到我满是泥巴的鞋尖前。我捡起来，拿袖子蹭了蹭灰，放进嘴里咬了一口。干巴巴的，一点水分都没了。
“妈，你跟我走！”“妈，还是住我那！”三个声音同时砸向我。
我把嘴里的枣核吐在手心里，站起身，用力拍掉裤腿上的黄土，指着漏风的西厢房说：“不用了。灶还能烧，井里有水。”
我转过身，抱起那个用了二十年的蛇皮袋走进屋，抓起一把湿黄泥，把灶台上塌掉的那个角死死糊上。随后，我推开那扇嘎吱作响的木门，把沉甸甸的铁门栓插了进去。门外，三辆车的引擎声一辆接一辆地响起，最后彻底消失在村口。
儿子要的是钱，女儿要的是脸，只有这把老骨头要的是一张不用看人脸色的床。有人劝我，拿到拆迁款就在城里给自己买个小一居，图个清净；也有人说，把钱给孩子们分了，权当给自己买个晚年有人端茶倒水。要是手里攥着这份拆迁合同的人是你，这笔钱，你是分给儿女买个平安，还是死死攥在自己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