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杨家山监狱，特务一把扯下了杨虎城夫人谢葆真的裤子，当着所有囚犯的面，拿起注射器，猛的扎在谢葆真的大腿上，随着一声惨叫传出，谢葆真的身体出现了变化……

她猛地抽了一下，双手抓在地上，指甲刮得水泥地直响。旁边牢房里的人听见了，谁也不敢出声，只能把拳头攥得发白。那特务站在一边，像没事人一样，把针管往盒子里一放，还装模作样地说：“别怪我们，病了就得治。”

可谁心里不明白呢，这哪里是治病。谢葆真被关了这么久，身子早就熬坏了。她绝过食，也被审过，一次次被拖出去，又一次次被扔回来。监狱里的风又硬又冷，饭菜里常带着沙子，水也是凉的。她不是不知道自己撑不了太久，只是每次杨虎城劝她吃一点，她总是轻轻摇头，说：“我不能让他们觉得，我们认了。”

那一针下去，谢葆真的脸很快变了颜色。她嘴唇发青，额头冒出一层细汗，想说话，却只吐出断断续续的气声。一个女囚想爬过去扶她，被看守一脚踹开。女囚跌在墙边，眼泪一下就下来了，却不敢哭出声。

隔着几道铁门，杨虎城听见了那声叫喊。他一下站起来，扑到门边，喊了一声：“葆真！”走廊里立刻传来皮鞋声，一个看守拿棍子敲着铁门，骂道：“喊什么喊？再喊连你一块收拾！”杨虎城没有退，手指扣在铁栏上，眼睛死死盯着外头。可他看不见她，只能听见那边越来越乱，后来又忽然安静下来。

这种安静，比哭声还让人心慌。

到了傍晚，牢房里光线暗下去，墙角的潮气一阵阵往上冒。杨虎城坐在床板上，一动不动。饭送来了，他没碰。看守从门缝里瞥了他一眼，也没多说。谁都知道，下午那针不寻常。

后半夜，一个年轻看守悄悄走到门口，声音压得很低：“杨先生，夫人不行了。”杨虎城慢慢抬头，像是没听清。那人咽了口唾沫，又说：“人已经走了。上面说，天亮前处理掉，不准声张。”

杨虎城站起来时，腿晃了一下。他扶着墙，缓了好一会儿，才问：“我能不能见她一面？”年轻看守为难地看了看走廊尽头，最后还是把钥匙掏了出来：“快点，我只能带你看一眼。”

铁门轻轻响了一声。杨虎城跟着他往前走，走廊很窄，灯泡在头顶晃着，照得人脸一阵白一阵黑。到了谢葆真的牢门口，他停了一下，像是不敢进去。可最后，他还是迈进去了。

谢葆真躺在地上，身上盖着一块旧毯子。脸瘦得厉害，头发散在耳边，嘴角还有一点干了的血迹。杨虎城蹲下来，伸手替她把头发理了理。他的手很稳，稳得有些吓人。年轻看守站在门边，低着头，不敢看。

“葆真，我来了。”杨虎城轻声说。

没有回答。

他握住她的手，那只手已经凉透了。他想起很多年前，她还不是这样。那时候她说话利落，走路也快，遇到不平的事，眉头一皱就要问个明白。后来跟着他吃了多少苦，她从没在人前喊过一声累。被关进监狱后，她更瘦了，可眼神一直亮。她说过：“只要人还活着，就不能把良心丢了。”

杨虎城低着头，过了很久，才从怀里摸出一小块布。那是谢葆真以前给他缝补衣服时剩下的布角，他一直收着。他把布角放在她手心里，又把她的手轻轻合上，像怕弄疼她似的。

门口传来催促声：“杨先生，不能再久了。”

杨虎城点了点头，没有争。他站起来，又回头看了她一眼。那一眼很长，长到像要把这个人牢牢记在骨头里。随后，他慢慢走出牢房，铁门在身后合上，声音闷得让人胸口发堵。

天还没亮，几个特务就来了。他们拿来一张破席，把谢葆真卷起来，抬着往外走。杨虎城要求跟去，特务头子冷笑一声：“你还想送葬？”杨虎城看着他，只说：“她是我妻子。”也许是怕他闹出动静，那人最后摆了摆手：“跟着，别多事。”

后山的土坡上，风刮得脸疼。坑挖得很浅，几铲子下去就停了。草席被放进去时，杨虎城的肩膀微微一颤。他没有哭，也没有喊，只是看着那些土一层层盖上去。土块砸在席子上，声音沉沉的，一下又一下。

埋完后，特务们转身就走。杨虎城弯腰捡了几块石头，压在小土堆旁边，又用手把边上的浮土拢了拢。一个看守不耐烦地说：“行了，回吧。”杨虎城站直身子，低声说：“葆真，你先在这里歇着。”

回到牢里，他坐了整整一上午。墙外偶尔传来远处的鞭炮声，快过年了，外头的人家大概正忙着贴春联、烧热饭。可这高墙里面，没有年，只有冷饭、铁门和一条条沉默的人命。

后来，狱友们都知道谢葆真没了。没人敢大声议论，可送饭时，有人故意把碗放得很响；夜里，有人用指甲在墙上慢慢刻字；还有人把省下的一小口饭，偷偷放到她待过的墙角。那不是祭奠，倒像是大家心里都不肯低头的一点证明。

杨虎城从那以后更沉默了。他照样吃饭，照样接受点名，脸上看不出多少波澜。只是每到夜深，他总会望着那面冰冷的墙，轻轻念一句：“葆真，我记着。”

外面的鞭炮声一阵接一阵，热闹得像另一个世界。杨虎城坐在昏暗的牢房里，手指慢慢收紧。他知道，天还没亮，可总会有亮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