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沈醉视察白公馆时，看见犯人韩子栋正疯疯癫癫地跑着步，马上觉得不对劲，准备好好审问一番。看守却说：“这人被关了十几年，已经疯了，审也是浪费时间！”

1947年的重庆，雾裹着歌乐山的潮气，压得很低。

白公馆的石板路浸在阴湿里，长着薄青苔。

沈醉一身军装走来，皮靴踩出清脆的声响。

他是军统总务处长，这天来例行巡查。

这地方他见多了各色犯人，招供的、死扛的、疯癫的，本以为这天和往常没两样。

直到眼角余光扫到墙根下。

有个人在跑步。

头发蓬乱如枯草，囚服破着洞，沿墙根一圈圈跑，嘴里念念有词，时不时嘿嘿笑两声，看着疯疯癫癫。

沈醉停下脚步。

他干了十几年特务，看人的眼光准。

真疯的人眼神散、脚步飘，东倒西歪没个准头。

可这人路线齐整，呼吸匀净，连笑都像量好了分寸。

不对劲。

沈醉抬抬下巴问看守：“那是谁？”

看守扫了一眼，神色习以为常：“回处长，韩子栋，关了十几年，早疯了，底下都喊他韩疯子。天天绕墙跑，刮风下雨都不耽误。审也是浪费时间，问什么都只会傻笑。”

沈醉没接话，又看了两眼。

韩子栋还在跑，周遭动静仿佛全和他没关系。

装疯一天容易，装十几年太难。是人都有熬不住的时候。

沈醉盯了半分钟，最终挥挥手：“走吧。”

这个疯犯人，不过是巡查路上的小插曲。

他转身就忘了这事。

他不会知道，自己放过的，是白公馆唯一一个靠自己逃出去的政治犯。

韩子栋没疯。

他比谁都清醒。

1934年因叛徒出卖，二十五岁的他在北平被捕。十四年辗转十一所监狱，见过太多同志牺牲，也见过太多人屈膝投降。

他不想死，也不想认输。他要活着出去。

于是选了最笨也最难的路：装疯。

从息烽监狱开始，他闭上嘴，不再争辩。挨打就缩着笑，受辱就傻乎乎擦。捡地上的烟头抽，吃发霉的牢饭。

每天天刚亮，他就到院子里跑步，一圈又一圈，跑到看守锁门才停。

一开始看守还提防，时不时提审试探。他从没露过馅。

一年年过去，“韩疯子”的名号越传越响，所有人都认定他真疯了。

只有他自己清楚，跑步是练腿力，装疯是磨戒心。他在等一个机会。

1946年转押白公馆，看守对他几乎没了防备，常喊他干杂活，偶尔还带他出去买菜。

每次出门他都低着头扮痴傻，眼睛却默默记着岗哨、城门、街巷路线，一天记一点，攒成逃跑的路。

沈醉巡查那天，他其实看见了。

心里紧了一下，可脚步没乱，笑意没变。他赌对了，沈醉没把一个“疯子”放在心上。

四个月后，机会来了。

1947年8月18日，看守带他去磁器口买菜，半路被人拉去打麻将，吩咐他在院子等着。

韩子栋靠在躺椅上装呆，耳朵却竖着。屋里麻将声哗哗，看守们早把他忘在脑后。

等了一个多钟头，他装作解手踱出门，一拐过墙角立刻拔腿狂奔，穿街过巷直奔江边，搭小木船顺江而下。

十四年的隐忍与奔跑，全用在了这一天。

上岸后他不敢走大路，专挑荒山野岭，饿了吃野果草根，渴了喝山泉水，白天躲夜里走，脚底血泡破了又长。

他不敢停。他知道沈醉肯定下令全城搜捕了。

走了四十五天，一千多里路，他终于看见了解放军的岗哨。

衣服烂成布条，瘦得只剩骨头，他费力地说出自己是地下党员，从白公馆逃出来。话音刚落，就瘫坐在地，眼泪混着泥水往下淌。

消息传回重庆，沈醉手里的笔顿在纸上，墨汁晕开一团。他猛地想起几个月前那个跑步的身影，当时就觉得不对劲，却没深究。

他下令全城戒严搜捕，可搜了半个月，那个人像蒸发在重庆的大雾里，无影无踪。

后来沈醉在回忆录里写，这个人是个人物，能装疯十几年，这份定力常人难及。

光阴一晃几十年。

沈醉特赦后成了文史专员，韩子栋也回到地方工作，两人本该再无交集。

直到特殊年代，有人揪着韩子栋越狱的事不放，说白公馆戒备森严，怎么可能独自逃出来，定是叛变投敌的特务。

当年的狱友大多牺牲在歌乐山，没人能为他作证。有人提醒他，沈醉还活着。

两个白发老人坐在了一张桌前。当年一个是执掌生杀的军统高官，一个是装疯卖傻的阶下囚，如今都垂垂老矣。

沈醉看了他半天，开口说：“我认得你。四七年去白公馆，看见你在院子跑步，我当时就觉得你不像真疯。”

他亲笔写下证词，详细证明韩子栋靠装疯麻痹看守自行越狱，从未叛变，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压在韩子栋身上多年的冤屈，被当年的对手亲手洗清。

有人问沈醉为什么愿意作证，他说：“干我们这行的，最敬重硬骨头。熬了十四年没低头，靠自己逃出去，是条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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