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秉章一纸奏折,把樊燮参倒了,可这奏折是左宗棠代笔的。

樊燮咸丰四年起当湖南永州镇总兵，咸丰八年十一月刚被官文保荐署理湖南提督，风光没几天，骆秉章一封参劾折子递上去，说他违例带30多个兵丁进京只为抬轿伺候，还派兵丁在长沙照顾家眷，公款拿去盖私宅、办家宴、赏戏。折子里最要命的一句是：永州明明有兵两千多，剿太平军派出去的却从没超过两百人。咸丰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咸丰皇帝下旨将樊燮"交部严加议处，即行开缺"。

这封参劾奏折，出自左宗棠之手。他当时只是骆秉章幕府里的一个师爷，没有品级，没有编制，却在湖南巡抚衙门里"军事一切，专以相付"，公文骆秉章画个诺就算，从不检校。时人私底下都叫他"左都御史"，意思是他手里的权比巡抚还实。

樊燮丢官只是开头。咸丰九年二月二十八日，骆秉章再上一折，指樊燮贪污营中银钱数千两，"署中一切零星使用，无一不取之营中"。三月十三日，咸丰皇帝下旨直接拿问，命骆秉章提人证严审。一个正二品总兵，就这样从查办滑向了拿问。

樊燮不甘心坐以待毙。咸丰九年四五月间，他派家人分头向湖广总督官文和北京都察院递诉状喊冤，反咬一口：说自己是被贺炳翊、黄文琛串通陷害，而这两人又是通过侯光裕，把消息"通知"给左宗棠，牵到骆秉章头上。他给左宗棠扣的罪名叫"通知"——串通地方官员泄露消息。

咸丰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官文把樊燮的供状转奏给皇帝，但奏折里刻意把"左幕友"隐去，只笼统写了"幕友"二字，连左宗棠的名字都没提。官文和骆秉章之间早有嫌隙，樊燮正是官文举荐的人，这一案顺理成章成了两位封疆大吏的角力场。

左宗棠自己那时并不知道事情会闹到什么地步。他在给胡林翼的信里说，自己都做好了"到刑部对簿"的准备，还觉得意外自己会被樊燮牵扯进去。九月十四日他又写信说："左生之罪，纵坐以通知，亦无实据。"一个师爷，隔着千里官场博弈，自己竟连辩白的渠道都没有。

咸丰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官文再上一折，说湖南属员幕友"积弊早在圣明洞鉴之中"，但也承认"其恣意要挟之处一时尚难得有确据，诚以迹涉暧昧"——查了大半年，实据始终拿不出来。

真正把局面扭转过来的，是几路人同时出手。左宗棠的湖南同乡郭嵩焘不便自己出面，转求潘祖荫上疏；胡林翼与官文私交甚笃，动用私人关系周旋；据《庸盦笔记》载，肃顺也曾向咸丰帝称左宗棠可用。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三日，潘祖荫的奏折递到御前，直批官文"惑于浮言"，一句"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把左宗棠的分量摆到了台面上。

咸丰十年四月初一，咸丰帝征询曾国藩对左宗棠任用的意见。咸丰十年四月十三日，曾国藩上折称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四月二十日，皇帝下旨，命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此案自咸丰八年十一月参劾起，至咸丰十年四月二十日出幕收束，就这样在几位重臣的接力保荐下收了尾。

这桩案子后来在民间衍生出不少版本，说左宗棠曾当面掌掴或脚踢樊燮，还骂了粗话。这些说法只见于晚清笔记野史，清宫档案和樊燮本人的诉状里都找不到对应记载，樊燮控告左宗棠的罪名从头到尾都是"通知"，不是什么当面冲突。

案子结束后不久，左宗棠离开了经营六年的骆秉章幕府。此后胡林翼在咸丰十年五月初三的上疏中评价他"名满天下，谤亦随之"——这大概是对这场危机最贴切的注脚：一个没有官身的幕僚，能左右一省军政，也就注定要在别人的官场恩怨里，替自己拼一条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