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红高粱家族》，字里行间，藏着引人深思的叙事争议。

书中描摹侵华日军的笔触，令人心绪复杂。
文字写侵略者面容温暖、俊俏亲切，
称他们的凶狠只是刻意伪装，看不出心底恶意。

国人向埋葬日军的千人坟俯首跪拜，
复仇者斩杀敌人之后，深陷良心煎熬，最终走向自我了结。

再翻阅《蛙》，同样存在相似描写。
侵华日军司令，被刻画成文质彬彬、讲究礼貌的形象。

文学本允许描摹复杂人性，
可以书写个体的挣扎，探寻人性多面。

但有一条底线，不容跨越。
十四年浴血抗争，千万同胞承受苦难，
侵略带来的屠戮、掠夺与屈辱，是民族刻入骨髓的伤痛。

侵略者的暴行，是铁一般的历史定论。
如果刻意淡化加害者的罪恶，弱化侵略本质，
单方面渲染敌人的“温和”，放大胜利者的愧疚，
便容易混淆是非，颠倒苦难里的善恶边界。

人性有深浅，文字有温度。
可民族的血泪记忆，不能被轻描淡写；
残酷的侵略史实，不该被模糊消解。

创作者可以落笔众生百态，
永远不能忘记：
历史自有公论，苦难不容消解，是非不可摇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