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女作家聂华苓的母亲大限将至，她颤声说：“妈临死前，只求你一件事，离婚吧！”聂华苓的眼泪夺眶而出，大哭着点头答应，母亲这才闭上了眼睛。

1963年的台湾，病床上，女作家聂华苓的母亲已经走到了生命尽头，她拉着女儿的手，气若游丝却异常坚定："华苓，妈这辈子没求过你什么，临死前就求你一件事离婚吧。"

聂华苓的眼泪瞬间决堤，她知道母亲为什么这么说，这个老人自己就是旧式婚姻的牺牲品，嫁给聂华苓父亲时，根本不知道对方早有妻室，等发现真相时，聂华苓已经七八个月大了，母亲硬生生忍了一辈子，父亲去世后还被大房欺负，带着孩子回娘家受尽冷眼。

母亲忍了一辈子，就是不想让女儿再走自己的老路，可聂华苓当时还是犹豫，她和王正路结婚十五年，分居已经六年，名存实亡的婚姻早就没了温度，但两个女儿还小，她怕离婚让孩子受委屈，怕外人指指点点，更重要的是，从战乱年代一路颠沛流离过来的人，太怕"家"散了，哪怕这个家早已冰冷。

说起来聂华苓和王正路也曾有过好时候，两人是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的同学，王正路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日语，才华横溢，是很多女生倾慕的对象，战乱年代里两个年轻人互相取暖，以为找到了一生的港湾。

真正走进婚姻才发现，有些东西比战火更磨人，王家是典型的北方大家族，三世同堂，规矩大得吓人，每天吃饭分两桌，男人一桌坐着吃，女人和孩子只能站着或者挤在另一桌，聂华苓作为新媳妇，每天天不亮就要起来给婆婆请安、端茶倒水，连坐下喘口气的资格都没有。

有一次家里来客人，聂华苓敬完茶顺势在椅子边坐了一下，王正路当场脸色就变了，回到房间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你懂不懂规矩，长辈面前女人哪有坐着的份。"

聂华苓愣住了，眼前这个受过高等教育、和她聊过莎士比亚的男人，骨子里竟然还是"男尊女卑"那一套，那一刻她突然想家，想那个虽然清贫但至少把她当人看的家。

1949年迁居台湾后，日子就更难了，王正路眼高手低，每份工作都干不长，脾气却越来越暴躁，聂华苓一边在《自由中国》杂志社当编辑，晚上熬夜翻译小说贴补家用，一边还要忍受丈夫无端的指责和猜忌。

1957年，王正路干脆抛下妻女，一个人去了美国，从此杳无音信，聂华苓独自带着两个女儿，还要照顾年迈的母亲，硬生生扛下了所有。

屋漏偏逢连夜雨，1960年《自由中国》被当局查封，雷震入狱，聂华苓丢了工作，家门口还有特务日夜徘徊，那段日子是她人生的至暗时刻，恐惧、贫穷、孤独，像一张网把她死死困住，唯一的出口就是写作，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就是在那段黑暗里写出来的。

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知道女儿不是没能力，是被一段错误的婚姻捆住了手脚，所以临死前，她要用尽最后一口气，推女儿一把。

母亲下葬后，聂华苓终于下定决心：这婚得离，其实就在那一年，她已经认识了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酒会上的一面之缘，保罗对这个沉默却眼神有光的中国女人印象深刻，他读过她的小说，说"猎狗闻得出肉骨头，我闻得出才华"，之后他几乎天天写信，展开热烈的追求。

但聂华苓一直没答应，不是不心动是不敢，前一段婚姻的伤太深，她怕再摔一次，是母亲的遗言给了她勇气，老人用自己一辈子的教训告诉女儿：人生苦短，没必要在错的人身上耗到死。及时止损不是薄情，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

1964年，聂华苓接受保罗的邀请，带着两个女儿前往美国爱荷华，1965年她正式和王正路离婚，1971年46岁的聂华苓和63岁的保罗步入婚姻殿堂。

这一次，聂华苓终于找对了人，更重要的是，这段婚姻没有让她变成依附于男人的藤蔓，反而让她的才华彻底绽放，1967年聂华苓和保罗一起创办了举世闻名的"国际写作计划"，冷战年代，他们在爱荷华河边建起一座文学的避风港，邀请全世界的作家来这里安心写作、自由交流。

没钱就自己掏腰包，没人支持就四处募捐，半个多世纪里，这个计划接待了来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多位作家，丁玲、艾青、萧乾、王蒙、汪曾祺、莫言、苏童……一百多位中国作家从这里走向世界。

1979年，聂华苓还办了一件石破天惊的事"中国周末"，她把隔绝三十年的大陆和台湾作家请到一起，面对面坐下来谈文学，那天她开场白只有一句："我们都是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