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贤老前辈去世，我大致梳理了一下80年代的香港影视剧。

这个时期的香港人，生活在由西方秩序带来的经济繁荣中，过着西式消费主义生活，看日本动漫，听日本流行音乐改编的港乐。 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是非常亲日亲美西方，但是80年代的港剧年代剧普遍都带有“抵御外侮”的主题，强调中国人身份，投射的是民族屈辱记忆，一种“抽象的爱国主义”，比如《大侠霍元甲》、《万水千山总是情》《黄飞鸿系列》等等。

80年代的内地人在中日蜜月期里看着《血疑》《排球女将》等日剧，追逐着现代化；而生活在殖民地资本主义的繁荣里的香港人却高调重提民族屈辱，在电视里痛打日本浪人、踢碎“东亚病夫”的牌匾。这种戏剧化的民族主义，呈现出一种比内地更为激烈的“离岸爱国”奇观。

1982年中英谈判开启，香港人开始意识到自己既不同于英国人，也不同于内地人。香港人猛然发现自己的命运将被两大强权决定，而自己没有任何话语权。港英政府不可能给予他们真正的英国国民身份，而当时的内地对他们而言既陌生又带着未知的政治风险。

“香港人”这个本土化身份越清晰，他们内心的漂泊感和罪恶感就越重——因为他们深知自己的繁荣建立在对母体中国的割裂之上。 “中国人”这个身份，是安全的精神避难所。在影视剧里高调宣扬“中国人身份”和“民族屈辱”，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赎罪与身份对冲：虽然我过着西式的资本主义生活，享受着殖民地红利，但我骨子里依然是个爱国的中国人。

面对97回归，即将来临的命运转折，香港流行文化界需要通过狂热宣泄“中国人身份”，来确立自己在广义中华文化圈内的正统性与话语权。 “我是中国人”的呐喊，既是对内地的某种文化认同投名状，也是在政治动荡期寻找心理锚点。

这种抽象的民族主义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完全脱离了政治现实。它是一张感情安全网——只要喊出“我是中国人”，那就能找到精神上的根；但一旦涉及真实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他们又会死死抱住港英时代的法治与消费主义（当代剧有很多律政题材）。

商业策略是另外一个维度的考量

80年代是无线电视（TVB）和丽的电视（RTV/亚视）的黄金时代。商业电视的本质是追求收视率最大化，而“民初抗日/抗洋”是当时最成熟、成本最低、公约数最大的商业类型片。

香港影视圈的精英极其通透，明白“消费主义”是香港人的日常，“民族主义”是香港人的戏剧体验。 看日本动漫、听改编港乐，是日常消费行为，满足的是物欲和审美需求；看霍元甲踢碎“东亚病夫”牌匾，是娱乐消费行为，满足的是情绪价值。 香港人可以一边穿着日本买来的衣服、用着索尼收音机放着改编自日本的歌曲，一边在电视机前为陈真痛打日本浪人热血沸腾——这两者在商业消费的逻辑下，毫无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