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前，从全州招抚前线返回牙山的聂士成，向叶志超报告东学党之乱已基本平定，并基于日军不断增兵，在朝兵力已经远超清军的现实提出一项关键建议：趁匪乱已平、日军尚无开战借口之际，立刻派轮船将清军接运回国，免启衅端。
聂士成的考量绝非怯战，而是一套完整的"避实就虚"战略。他认为清军入朝本为平乱，而非与日本争雄；如今日军水陆大军压境、蓄谋已久，清军敌众我寡，地利人和尽失，此时正面交战正中对方下怀。不如主动班师，一则不给日本留下挑衅借口，二则请英、俄等西方列强出面调停曲直，三则将北洋海陆各军调集至奉天、北洋边境整备，待秋凉之后陆军出九连城直趋平壤拊敌之背，海军大队封锁仁川扼其咽喉，届时日军劳师远征、将骄卒惰，反而可以一鼓破之。
这是典型的积极战略退却：先退一步，把开战的道义包袱甩给日本，同时为自己争取整军备战的时间。从当时局势看，这几乎是清军唯一能扭转被动局面的可行之策。
如果这个建议被采纳，甲午战争的走向很可能大为不同。外交层面，日本原本就是以"共同平叛"为借口出兵的，清军一撤，日军继续大规模屯兵便失去了名义上的合法性。当时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已致电国内，认为朝鲜局势平稳，再派过多军队"在外交上实非得计"；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也承认，若无适当借口，双方难以开战，只能靠外交策略制造事端。清军主动后撤，等于釜底抽薪，日本要再找开战由头必然困难重重。
军事层面上，这可以避免过早暴露清军的真实战力。历史上日本尽管通过情报工作，完成了对清军编制、装备、训练水平的详细评估，认为清军不是日军的对手。但是没有实战检验的话，日本依然会对清军庞大的体量有所顾忌，不敢轻易扩大战事。这样即使日本冒着外交风险依然决定挑起战争，规模和烈度也会大打折扣，战争规模和烈度很可能受到限制，日本未必敢于贸然将战火直接烧到中国本土，这样清政府不至于一败涂地，赔款割地的条款更无从谈起。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聂士成7月14日、15日两度力请班师，叶志超却犹豫不决，于‌7月18日以"上策派大军、中策撤兵、下策坐守"的三策方案上报李鸿章。也许是担心贸然提出撤军会引发朝堂非议，也许是还寄望于列强调停，李鸿章次日复电“和议未定，暂静守勿动”，让叶志超、聂士成按兵不动，错过了清军战略退却的最佳窗口。
当然，即便牙山撤军成功，也只能延缓战争爆发、控制冲突规模，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日本的大陆政策蓄谋已久，扩张野心不会因一次外交被动就偃旗息鼓；而清朝政治腐败、军备废弛、派系倾轧的病灶也不会因一场战略退却就自行痊愈。这种避战保局本质上仍是苟安之计，只是让清政府不至于立刻暴露虚弱本质，为自己多争取几年缓冲时间。待到下一次危机来临，制度性的衰败终究还是会在列强的步步紧逼下暴露无遗。聂士成的建议可以救一时，却救不了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