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哲学家说：
“其实人死了之后，不是去天堂，也不是去地狱，也没有转世和灵魂。人生其实就这么一次，人死了之后，就什么都没了。”

读这句话的时候，我想起了史铁生。提起史铁生，你会想到什么？是《我与地坛》里那片荒芜又沉静的古园，是“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那句旷达的话，还是他坐在轮椅上那张永远带着温和笑意的脸？

1951年，史铁生出生在北京。小时候的他是个运动健儿，尤其擅长跳远和跨栏，在学校拿过无数次第一。他最大的梦想就是长大了当运动员。13岁那年，他考入了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1969年，18岁的史铁生自愿去陕北延安农村插队。这个决定遭到了母亲的强烈反对，因为他患有先天性脊柱裂，不适合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可年轻的他满脑子都是“自我价值就要实现了”，头也不回地走了。

到了陕北，现实远比想象残酷。寒冷、饥饿、繁重的农活。几个月后，他的腰腿开始疼得直不起身。可病刚好一点，他又回到了延安。1971年，他在山上放牛时突遇暴雨和冰雹，淋了一路大雨回到家中，突发高烧，卧床不起。

1971年9月，行走都已经困难的史铁生不得不回京治疗。他是走着进医院的。可一年后，他的下肢彻底瘫痪了。出院那天，朋友们把他抬了回去。

一个曾经在跑道上飞奔的少年，从此与轮椅为伴。用他自己的话说：“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

出院之后的史铁生，陷入了无边的黑暗中。他变得异常暴躁，动不动就砸碎面前的玻璃，把身边的东西猛摔向墙壁。母亲为了给他治病，到处寻医问药，花光了几乎所有的积蓄。可他看不见这些。他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死。

他想过很多种死法。把电线剪断插进插座里，把床单撕成一条一条套在脖子上，或者直接吞一整瓶药。他自杀过三次，每一次都被家人及时发现拦下。

躺在病床上，他天天盯着天花板，心里反复盘旋两个念头：病痛、死亡。他在心里下了一个决定：“要是不能再站起来跑，就算是磨磨蹭蹭地走，我也不想活了。”

那时候的他，才二十一岁。大学不会录取他，工作也找不到。他觉得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

他曾在后来的采访里说：
“如果你爱上了一个姑娘，你会发现最好的方式是离开她；你最好是作个通情达理的人，那样你会得到好评，但是这样一来你就不知道为什么还要活着了。这就是绝望。”

那段日子，他经常一个人摇着轮椅去地坛。那时的地坛是一座荒芜的废园，古殿檐头的琉璃剥蚀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淡褪了，一段段高墙坍圮了。这个破败的地方，正好契合了他灰暗的心情。

他在那里一坐就是一整天。从清晨到傍晚，从春天到冬天。他在地坛里想什么呢？想死。他后来回忆，自己第一次放下极端轻生的念头，是因为看了一场电影。电影里一个女人想自杀，被卓别林扮演的角色发现了。女人发了疯似地喊：“你为什么不让我死！”卓别林慢悠悠地说：“着什么急？早晚会死的。”

史铁生说：“我长长地出了一口闷气，觉得轻松多了。”

可真正让他慢慢想通的，还是地坛里那日复一日的沉思。他发现，死这件事，其实不用着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既然死是早晚的事，那剩下的问题就是——怎么活。

他决定“活下去试试”。怎么试呢？写作。母亲发现他在写小说，欣慰地鼓励他：“那就好好写吧。”他带着本子和笔去地坛，找个最不被人打扰的角落偷偷地写。

1978年他完成多篇小说手稿，1979年，他的处女作正式刊发。从那以后，他一篇接一篇地发表小说。他用笔，在报刊上“碰撞开一条路”。他后来总结那段日子：“路无法再用腿去趟，只能用笔去找。”

他成功了。可最大的遗憾也来了。1977年秋天，49岁的母亲突然大口大口吐血，被诊断出肝硬化，不久便溘然而逝。母亲去世后，史铁生才从别人口中得知，她在昏迷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

史铁生后来在《我与地坛》里写，当他的小说第一次获奖的时候，他又整天跑到地坛去，心里是没头没尾的沉郁和哀怨。他走遍整个园子，却怎么也想不通：“母亲为什么就不能再多活两年？为什么在她儿子就快要碰撞开一条路的时候，她却忽然熬不住了？”

很多年后他才意识到：“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

史铁生后来的人生，并不轻松。1981年又患了肾病，1998年被确诊为尿毒症，需要隔日透析维持生命。他自称“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可他再也没有想过自杀。

他曾在书里写：“看穿了死是一件无须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便决定活下去试试。为什么呢？好像仅仅是因为不甘心，机会难得，不试白不试。”

2010年12月31日凌晨，史铁生因突发脑溢血去世。根据遗嘱，他将肝脏、大脑、脊髓全部捐献用于医学研究。他以这种方式告别世界，也以文字与捐献生命的方式永远地活着。

人生只有一次，死了就什么都没了，所以要用力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