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20日夜间，广西梧州一处不起眼的民宅里，一名神秘中年男子刚刚踏进房门，埋伏在暗处的几名特务骤然扬出石灰，匕首随即从多个方向捅入他的身体。倒地之后，行凶者又用刀剜下了他的整张面皮。
被杀者，便是被称为“民国第一杀手”的王亚樵，而策划这场猎杀的，正是十多年前与他焚香叩头、结为生死之交的戴笠。

王亚樵与戴笠之间的恩怨，起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
当时戴笠在上海滩还是个没有着落的浙江籍无业青年，而王亚樵已经以“安徽旅沪劳工工会”为核心、掌控一支令上海滩闻风丧胆的斧头队。
经人介绍，戴笠、胡抱一等人一同投到王亚樵门下。后来王亚樵受浙江督军卢永祥之邀，在湖州组建浙江别动队，王亚樵任司令，戴笠、胡宗南等皆为分队长。几个年轻人意气相投，按年龄王亚樵居长，焚香盟誓，做了金兰兄弟。胡宗南后来对人忆及这段往事时曾说，那会儿王亚樵为人慷慨，手下只要开口，从不论钱，对戴笠更是赏识，认为他机警多谋，是个人物。
然而分裂恰恰源于机警。戴笠很快意识到，只靠江湖那一套成不了大气候，于是离开湖州，投考黄埔军校第六期，全面倒向体制，王亚樵则留在民间，把暗杀和帮会势力当作表达政治意志的手段，终至水火不容。
二人真正开始以命相搏，是在1931年。
那一年，蒋介石软禁胡汉民，西南两广反蒋势力筹措巨款，通过粤系要人找到王亚樵，要求他想办法除掉蒋介石。
王亚樵布置的第一波行动，就是庐山刺蒋。他派华克之、陈成等人携枪上山。为了通过沿途严密的盘查，王亚樵想出了火腿藏枪的点子：把枪械拆散，塞进掏空的金华火腿里，再用盐泥封好，外面以礼品包装混进庐山。
据华克之后来口述回忆，枪械的确成功混过了当时松散的盘查，但上山后王亚樵又派人送去了火腿，这一频繁举动反而引起了特务的警觉。六月，陈成在太乙峰附近发现蒋介石的滑竿，举枪便打，但卫兵反应迅速，陈成连射不中，反被乱枪击毙。戴笠随即赶到庐山勘查，很快将目光锁定了上海的王亚樵。
紧接着，一个多月后，上海北站又出大事。七月二十三日上午，王亚樵策划对财政部长宋子文下手，派出刘刚等多名杀手埋伏在车站。火车到站，宋子文与秘书唐腴胪并肩走出，两人外形相近，杀手辨认失误，乱枪将唐腴胪当场打死，宋子文侥幸逃过一劫。
蒋介石震怒，手令戴笠必须限期缉拿王亚樵。
戴笠当即带人赴沪，展开地毯式搜捕。王亚樵那时就潜藏在租界深处，凭借帮会眼线每次都能提前转移。
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中记载，戴笠为此悬赏十万大洋，并密派特务直接去策反王亚樵身边的手下，曾有好几次几乎将王亚樵堵在弄堂当中，但都让他从后门或翻墙逃脱。
中间还有一桩大事可以从侧面反映二人的对抗强度：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王亚樵与流亡上海的朝鲜独立运动人士金九合作，策划了虹口公园爆炸案，由朝鲜义士尹奉吉执行，将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大将当场炸死。
那次行动让国人振奋，也让戴笠极为震撼。戴笠后来对亲信说过，王亚樵做事“有胆子、有手腕”，这样的人物不能为委员长所用，就必须除掉，否则永无宁日。
这句话并非夸张，到1935年，王亚樵的手已经直接伸到了南京的中央党部。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全体中委拍摄合影时，蒋介石临时没有参加，汪精卫站在前排。化名“孙凤鸣”的晨光通讯社记者突然从记者群中冲出，朝汪精卫连开三枪，一弹击中脊柱。孙凤鸣当场被捕，次日伤重而死，南京举城震惊，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当场冲着蒋介石质问，认为是他主使，蒋介石有口难辩，严令戴笠全力破案。
戴笠带领特务处几乎倾巢而出，顺藤摸瓜挖出晨光通讯社的注册地址和保人，再牵出余立奎、张玉华等王亚樵的核心骨干，并确认整个刺汪案的总策划和资金提供者，就是王亚樵。
当时王亚樵已先期潜往香港。戴笠亲自带行动组赶赴香港，与港英政治部达成默契，布置圈套抓捕。沈醉回忆，有一次特务已经包围了王亚樵的住处，王亚樵临时躲进卫生间，用毛巾捂住口鼻，等特务进入屋子搜索时，突然夺门而出，再次逃脱。港英当局随后对王亚樵施加压力，王亚樵被迫离开香港，最终由李济深等反蒋人士接应，避居广西梧州。

1936年，戴笠打听到王亚樵藏身于梧州后，利用一个女人完成了最后诱杀。
余立奎被捕后，小妾余婉君带着孩子滞留香港，生活困顿。军统特务陈质平伪装身份接近余婉君，以金钱接济和威胁恫吓双管齐下，最终将其收买，要她配合引王亚樵出来。
余婉君赶到梧州，向王亚樵哭诉遭遇，王亚樵重义气，答应照顾母子，并约定在余婉君的住处碰面。那天夜间，王亚樵只身前往，推门进屋，便发生了开篇那惨烈一幕。
沈醉后来披露：戴笠当初就有交代，王亚樵这个人太能跑，诡计多端，必须割面以验明正身，才信得过。
王亚樵死时四十七岁，被草草埋在梧州一处荒地，几十年后遗骨迁葬上海。毛泽东评价他：“杀敌无罪，抗日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
而戴笠自己也只多活了十年，一九四六年飞机撞山，烧成一截黑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