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父亲的挽联 ［文｜狐山诗行］

那副挽联后来被刻在浏阳的墓碑上。字是隶书，端端正正，一笔一画都像一个人在极力忍住颤抖。上联“谣风遍万国九洲，无非是骂”，下联“昭雪在千秋百世，不得而知”——横批的位置是空的。没有横批。一个父亲在写尽所有悲愤之后，忽然觉得没有什么四个字可以结束这一切了。
文学创作大会

许多年里，历史课本只告诉孩子们谭嗣同说了什么，却很少提他父亲写了什么。这很自然。慷慨赴死的是儿子，英勇就义的是儿子，被万千后来者传颂的也是儿子。而那个写下“昭雪在千秋百世，不得而知”的老人，始终站在史册的夹缝里，像一个被遗忘的故事。可你仔细看那个注脚，会发现它比正文更重。因为正文写的是理想，注定写的是心疼。

谭继洵当时是湖北巡抚，正二品。一个在官场沉浮大半生的人，不可能不明白“乱党之父”四个字的分量。政变之后，慈禧的手谕连夜飞出紫禁城，全国的巡抚衙门都收到密函：缉拿维新余党，一个不留。谭继洵没有上书求情，没有四处奔走，他甚至没有公开掉一滴眼泪。

外人看来，这是一个老官僚的自保，是明哲保身的怯懦。但你若看过他那副挽联的底稿，墨迹有好几处晕开的痕迹，字与字之间的间距忽宽忽窄，像一个人的呼吸忽然乱了，又强行平复，就会明白，有一种悲痛是连眼泪都不敢让人看见的。


史书里有个细节很少被人提起。谭嗣同被押往菜市口那天，沿途百姓朝他的囚车扔烂菜叶。那不是恨他，是怕他。怕“乱党”两个字沾到自己身上，怕朝廷的刀锋随时落下。一个连死都要被万人唾骂的人，在他的父亲眼里，不过是个再也不会回家的孩子。谭继洵在挽联上写下“无非是骂”的时候，耳边大约是回响着那些叫骂声的。他年纪大了，耳朵不太好，但那天菜市口的动静，隔着千里，他也听得见。

更令人心碎的是“不得而知”四个字。它不像一个父亲的口气。一个父亲应该说“我的儿必定清白”或者“后世自有公论”。但谭继洵没有。他说“不得而知”，他连一点确定的安慰都不肯给自己。那是人在巨大的虚无面前，唯一诚实的反应。

他知道儿子是为变法而死的，但他不知道这个国家什么时候才能变好，不知道儿子流的血会不会被记住，不知道千秋百世之后的人们，会骂他还是敬他。一个父亲对自己的儿子，竟然说“不得而知”，这中间隔着的，是整个时代的雾。

后来谭继洵亲自北上扶柩。七十多岁的老人，从湖北到北京，再从北京回浏阳，一路马车颠簸。棺材是轻的，因为里面的人已经没有了血肉，只剩一把骨头。但扶柩的手是沉的，沉到抬不起来。

沿途驿站的人看见巡抚大人的仪仗，以为是公干，走近了才发现护送的是一口薄棺。有人窃窃私语，说那是“逆臣”的尸骨。谭继洵没有解释，只是继续赶路。他心里大概在想，千秋百世的人会怎么看我的儿子？他得不到答案，但他先把儿子的身体送回了家。

那副挽联后来被刻在墓碑上的时候，工匠问要不要加上“皇清”二字，按照惯例是要的。谭继洵摆了摆手。没有“皇清”，没有“敕封”，没有一切官场应有的名号。墓碑上只写了谭嗣同的名字，和那两行字。一个父亲用最后的方式，把儿子从“钦犯”的身份里赎了回来，赎成一个普通人，一个只是死去了的孩子。

“不得而知”是谭继洵留给历史的遗言。可历史偏偏给了他答案。十二年后，武昌城头的枪声响起，大清倒了。又过了许多年，谭嗣同的名字写进了教科书，变成了“为变法流血第一人”。那些当年扔菜叶的人早已不在了，他们的子孙在纪念馆里对着谭嗣同的画像鞠躬。那个老人担心的千秋百世，终于还是有人替他看了。

浏阳的墓碑现在还在。每年清明，有人去放一束花。花摆在墓碑前，上联和下联之间的空白处。那里一直没有横批，空了一百多年。空得像一个老人欲言又止的嘴巴，像历史终于给出的，那个他再也听不到的答案。

【注】根据历史史实记载原创，个人观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