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把我枪毙了，也不做官。"北平和平解放后，曾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的国民党上将冯钦哉，面对我党的邀请，竟然不为所动。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千年古都免遭战火，城内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大多接受了新政权的安排，各得其所。
 
唯独曾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的国民党陆军上将冯钦哉，面对共产党数次登门邀请出任职务，始终不肯松口，甚至撂下"就是把我枪毙了，也不做官"的硬话。
 
最先上门的是北平军管会的工作人员，带来了两个职务选项：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或是军事学院顾问。
 
冯钦哉听完只是摇头，指着桌上刚领到的解放证和市民证说，政府给了我合法身份，我求仁得仁，心满意足，绝对不求做官，就想当个普通老百姓。
 
来人以为他嫌职位不够高，隔了几天又来，话说得更恳切，冯钦哉却直接把话讲死：老百姓是国家的主人，当官的是人民的奴仆，我要当主人，不当奴仆。
 
见官方劝说无效，老朋友们也轮番上阵。邓宝珊、南汉宸这些和他相交几十年的熟人，先后登门晓以利害，劝他顺应时势出来做事。
 
冯钦哉待客礼数周全，好茶好烟招待，可一说到做官的事就把话题岔开。
 
被逼问急了，他就搬出明末清初的傅青主做例子，说傅山明朝灭亡后住土穴、拒征召，宁可清贫也不事二主，自己也要学这份骨气，不能对不起蒋介石。
 
其实冯钦哉能留在北平，本身就已经做了选择。1948年底解放军围城，蒋介石派飞机接高级将领南下，不少人劝他赶紧走，去台湾还能谋个位置。
 
冯钦哉摆摆手说，台湾那地方能有什么奔头，去了也未必安全，共产党不杀俘虏，我留下来看看再说。
 
他嘴上说得轻松，心里却早有盘算。没过多久傅作义就找上门，请他办一件机密事：去陕西榆林把邓宝珊接来北平，主持和解放军的谈判。
 
这趟差事并不好走。当时平绥线时通时断，沿途特务盘查严密，一个国军上将私自跑去接人谈判，走漏风声就是杀头的罪名。
 
冯钦哉没提任何条件，换上便装就动身，绕路辗转了好几天才到榆林。见到邓宝珊，两人关起门谈了一整夜，分析时局利弊。
 
第二天邓宝珊二话不说，跟着他就赶往北平。正是邓宝珊作为傅作义的全权代表出面谈判，最终促成了北平和平协议。
 
从这个角度说，冯钦哉是和平解放的有功之臣。这份"功"他自己却不怎么提。解放后他躲在北京的小院里，真过起了老百姓的日子。
 
他买了一百五十多只鸡养在后院，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拌饲料、扫鸡舍，捡了鸡蛋拿到街上去卖，换点零花钱补贴家用。
 
昔日统领千军万马的上将，蹲在鸡圈里忙活，身上沾着鸡毛也不在意。有人看不过去劝他，出来随便当个官也比养鸡强，他只是嘿嘿一笑，说养鸡自在，不用看人脸色。
 
冯钦哉这股倔脾气不是一天养成的。他早年加入同盟会，跟着杨虎城打天下，从营长一路升到师长，是十七路军的元老。杨虎城对他十分倚重，两人交情匪浅。
 
可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杨虎城命令他带兵进驻潼关阻挡中央军，他却在电话里直接拒绝，说张学良的命令我不听，你的命令咱们也得商量着来。
 
没过三天，他就通电全国反对张杨，彻底倒向蒋介石一边，从此和杨虎城分道扬镳。也因为这件事，他在国民党内部得了个"识大体"的名声，部队被扩编为第二十七路军，他当上了总指挥。
 
可蒋介石对他终究不放心。抗战期间他在山西和八路军防区相邻，双方互通情报、协同抗日，相处得还算融洽，这事传到蒋介石耳朵里，就成了"通共"的嫌疑。
 
1939年冬天，蒋介石一道调令把他升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明升暗降夺了兵权。他跑到重庆去要兵，蒋介石当面答应给他五个军，结果他等了一年连影子都没见着。
 
后来又给他安了个察哈尔省主席的头衔，可察哈尔大半在日本人手里，他根本到不了任，只能在西安闲居。抗战胜利后他被任命为华北"剿总"副总司令，看着是上将高官，手里却连一个连的部队都调不动。
 
正因看透了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倾轧，冯钦哉才对做官没了兴趣。可新社会里光靠养鸡也不是长久之计，日子久了家里经济渐渐吃紧。
 
1956年，在薛岫东、楚溪春等老朋友反复劝说下，他终于松了口，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当上了政协北京市第一届委员会委员。
 
好歹有了份正式工作，能拿工资养家。安稳日子没过多久，1957年反右运动中，冯钦哉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开除了民革党籍。
 
到1959年，西安事变的旧账又被翻出来，当年杨虎城派去劝说他的军法处长张依中，在那次交涉后死亡，这笔账算到了冯钦哉头上，他因此被捕入狱。
 
两年后他身患重病，获准保外就医，回到西安家中休养。1963年1月22日，冯钦哉在西安病逝，终年七十四岁。直到1980年，民革北京市委员会根据中央政策，撤销了当年对冯钦哉的处分，恢复了他的政治名誉。
 
这位一生经历了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老军人，在时代洪流中几番抉择，有过风光也有过落魄，最终盖棺定论，功过自有历史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