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孙中山先生在1925年到北京后的两个问题
1925年初，孙中山北上到达北京后，第一，他为什么反对段祺瑞主张的善后会议，而提出要召开国民会议？还有，孙中山到达北京后病情加重，已经无药可救。他曾经做过医生的，明知来日不多，但他为什么只同意发布“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医嘱，却对安排接班人的事情不吭一声？孙中山
我是这样认为的：对第一个问题，孙中山主张的国民会议最终走向是建立主权在民的政治机关。而在当时，动员民众能力超强的是国民党，这样可以建立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民国体制。段祺瑞主张善后会议，仅仅是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的善后，国家的权力不是交给民意，也不是交给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理念的国会，而是军阀按实力的一次分赃会议。
所以这个善后是善军阀和帝国主义之后，而非善民国之后。召开了民国会议，必将约束军阀；召开了善后会议，只能是暂时整理一下国家的军事和财政，解渴一时。换句话说，国民会议的基础是城市的中小资产者。而善后会议的基础是大军阀的枪杆子和支持他的日本帝国主义。
对第二个问题，孙中山到北京后仅月余，就病情加重被迫手术，但已经是肝癌晚期，这样又拖了一个多月就病逝了。病情发展如山倒，但他和国民党同僚在安排后事时，他还是清醒的，但始终不肯指定接班人。
原因就是孙中山清楚当时国民党的格局。就算指定了接班人，也无非是晁盖式的临终遗嘱。国民党的左、中、右派之间的斗争很理解。帝国主义会包围过来，软化他们。所以他指定了《建国方略》、《三民主义》、《一大宣言》是他的纲领路线。谁遵循这个，谁就是他的接班人，而不是具体是谁。
再换个思路。孙中山不指定接班人，也就是说，之后不管是谁上台，他都要说自称是孙中山的继承者、接班人，这远比具体指定是谁要好得多，所以对孙中山本人是对的，但对三民主义就难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