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政权垮台之际，美国准备扶持以胡适为代表的“民主个人主义者”颠覆新中国。

1948年底至1949年大陆全境解放，此前全力支持蒋介石集团打内战的美国认清蒋介石政府已彻底失去民心，开始布局双线策略，对内靠《中美关系白皮书》给援助蒋失败甩锅；对外加紧布局“第三势力”，寄望胡适、傅斯年、蒋廷黻等民主个人主义者，打造既“反共”，又独立于蒋式家族的代理人力量，用于长期对华渗透。

1947-1948年期间，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就多次向美国国务院发电报，提议逼迫蒋介石放权，由胡适、蒋廷黻、顾维钧等自由主义派掌权。

司徒雷登常年与胡适私下密谈，定期向华盛顿提交《胡适思想与影响力评估报告》，认定胡适“思想完全贴合美国价值观、在中间知识分子中号召力极强”，是最佳代理人储备人选。

1948年12月，司徒雷登在南京与胡适进行长谈，提出蒋介石退居幕后，由胡适出任行政院长，全面改组内阁，清洗四大家族和军阀派系。这样美方可以立刻恢复大规模经济和军事援助。胡适当场表态，蒋介石集团是唯一的坚定反共力量，不愿意割裂。

美方初步意识到胡适对蒋存在依附性，但并没有放弃扶持计划。

1949年6月，美国副国务卿鲁斯克在华盛顿专门约见胡适单独会谈，表示美方不会再对蒋介石集团无条件扶持，希望胡适脱离国民党嫡系，联合全国自由主义学者、中间民主人士，独立组建反共第三大势力。

同时承诺美方提供外交背书、活动经费以及海外宣传渠道，未来以该势力作为对华交涉唯一对话主体；然后依托中国大陆城市知识分子、海外华人，长期渗透，伺机颠覆新生人民政权。

胡适不愿独立组党夺权，声称以无党派学者身份活动，对美蒋两边更有利，但不拒绝美方提供资金和舆论支持。

在李宗仁与中共和平谈判期间，美方让胡适在美国公开演讲，批判中共政权、否定新民主革命，对外塑造舆论，胡适才是代表真正的民主自由。

1949年8月《中美关系白皮书》中，美方官方明确扶持“民主个人主义者”的国家战略。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给总统杜鲁门的信件中写道：以胡适为代表的西式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美国未来在华核心依靠力量，美国应当长期鼓励、支持他们再显身手，颠覆新中国。

美国国务院同步向全球通讯社、驻华/驻外使领馆下发统一宣传口径，要进一步弱化蒋介石，重点宣传胡适的西式民主自由理念，支持中国个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

同时，驻广州、香港、旧金山领事馆设立专项秘密经费，拨付给流亡海外、华南未解放区的自由主义文人团体。

胡适前往美国后，为其演讲、出版、集会提供费用，并且在我国香港建立“第三势力大本营”，由美方领事克拉克发放经费，资助知识分子发表反共文章、组织沙龙，然后按月发放补贴。

一时间，在港亲美文人、政客依托美方经费成立多个自由主义学社、政论刊物，全部以胡适思想为核心纲领，企图在华南、港澳发展组织，等待时机渗透大陆；美方领事馆则负责协调香港、美国两地势力联动。

美方资助在香港、美国重印胡适《自由主义》《易卜生主义》等文章，大量偷运进大陆尚未解放地区，大肆散布“个人自由高于集体、西式民主唯一可行”的论调，消解新民主主义制度认同。

与此同时，利用留美、教会、高校圈层建立宣传网络，组织读书会、座谈会，传播胡适的民主个人主义。胡适则公开宣称，解放战争只是权力更迭，唯有西式个人民主自由主义才能救中国，配合美方白皮书叙事。

1949年底大陆全部解放，国民党政权彻底垮台后，美国暂时放弃“依托大陆第三势力颠覆政权”短期目标，转而将扶持胡适的阵地转移至台湾，作为制衡蒋介石、长期控制台湾的工具。

美方承担胡适往返台美的全部开销，支持他在台湾开办刊物、讲学，传播个人民主自由主义思想。

虽然“第三势力”始终未成气候，但美国并未裁撤相关专项经费，持续扶持海外崇尚胡适的华人知识分子团体作为储备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对胡适的评价非常有意思。例如胡适劝蒋介石改革国民党，蒋在日记中怒斥其为“无品格之文化买办，狐仙、野犬狂吠，以自由假名谋私欲，危害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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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病逝当日，蒋在日记中写道：“胡适之死，于革命与民族复兴思想而言，除去一大障碍”，内心如释重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