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一名日本特务假扮医生救出26名八路军，全军感激涕零，却被罗荣桓一眼看出破绽，对身边人说：必须盯死他。

1942年的山东抗日根据地，正处在整个抗战最熬人的阶段，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压得人喘不过气，拉网扫荡一轮接一轮，可比明面上的枪林弹雨更凶险的，是藏在暗处的特务渗透。

当时日军特高课摸透了根据地缺医少药的软肋，专门派间谍伪装成医护人员潜入，医者救人的身份天然能卸下人的防备，顺理成章就能接触伤员、打探部队动向，水野清就是他们精心布下的一枚棋子。

事情发生在鲁南的深山炭窑里，二十六名八路军伤员在反扫荡中跟大部队走散，躲在山沟里避风头，随身药品早就用光了，重伤员烧得迷迷糊糊，嘴唇裂得全是血口子，所有人都清楚，再撑两天恐怕就要交代在这。

就在这天后半夜，窑口的草帘被人掀开，一个穿白大褂、驮着木药箱的日本人弓着腰钻了进来，战士们瞬间摸向腰间的枪，空气一下就凝住了，来人自报家门，说叫水野清，是山下日军据点的军医，看不惯日军烧杀抢掠的行径，专门过来救人。

没人信这套说辞，排长的枪口直接顶在了他胸口，可水野清没躲，只是抬手指了指角落里奄奄一息的重伤员，说再不动手，这人活不到天亮，排长盯着他看了半分钟，终究还是放下了枪。

水野清的医术确实过硬，手稳得惊人，镊子夹着棉球清理脓血，连抖都不抖一下，从后半夜忙到天蒙蒙亮，二十六个人的伤口全处理完，带来的消炎药全打给了重伤号，他自己一口水没喝，塞给他的干粮也摇头不收，只丢下一句“明天夜里我再来”，就钻进晨雾里走了。

接下来半个月，水野清夜夜准点来，带药、带粮，偶尔还捎一小包盐，他话少得出奇，除了问伤势，番号、驻地、兵力多少，半句都不打听，有一回日军搜到了窑洞口，皮鞋踩碎石的声音洞里听得清清楚楚，他整了整白大褂就走出去，几句日语过后，脚步声慢慢远了，回来只轻描淡写说了句“没事了”。

后来水野清还时不时带回来日军扫荡的消息，出发时间、行进路线分毫不差，部队靠着这些情报，硬生生躲过了好几次合围。

这事很快传遍了军区，从上到下都觉得遇上了活菩萨，战士们念他的好，基层干部纷纷打报告，提议把他接到后方医院正式工作，有人甚至说要给他请功，毕竟在缺医少药的敌后，一个肯冒死帮忙的日本医生，说出去都没人信的好事，就这么砸在了自己头上。

可这份“天大的喜讯”摆到罗荣桓桌上时，他非但没笑，反而手指敲着桌面，当场下令：立刻安排暗哨，二十四小时盯死他，一举一动都要上报。

屋里的人全愣住了，有人忍不住辩解，说水野清救了二十六个同志，连一点好处都不要，怎么会有问题，罗荣桓语气冷得很，只重复了一句：他表现得越完美，就越可疑。

不少人当时心里不服，觉得罗政委太多疑，可他们不知道，罗荣桓主持山东根据地隐蔽战线工作多年，经手的敌特渗透案不下几十起，太懂日军特务的路数了，真正的反战义士，有自己的情绪、有个人的诉求，做事难免有疏漏，不可能做到事事周全、滴水不漏。

越是刻意避开所有可疑点、把自己塑造成毫无缺点的“完人”，越说明这是提前演练好的伪装。

1942年短短半年里，山东就查获了三起假扮医护、商贩的日军特务，全都是先用救人、送药的“大恩情”博取信任，站稳脚跟后再慢慢搜集核心情报，配合日军的扫荡行动。

罗荣桓没有直接打草惊蛇，一边安排敌工部的人隐蔽跟踪，记录水野清所有外出接触的人和传递的物品；一边加急发电报给延安和济南地下党组织，交叉核查这个人的身份底细。

没过多久，两条线索都有了结果，跟踪的侦查员拍到，水野清借着外出采买药材的由头，在村外的小树林里和乔装成农民的特务接头，转交了一卷密封的纸张。

而身份核查的结果更让人后背发凉：水野清根本不是什么反战军医，他早在1918年就潜入东北从事间谍活动，1940年被日军华北谋略部调遣到山东潜伏，救伤员、送情报全是他计划的第一步，最终目标是摸清山东军区指挥机关的固定驻地，引导日军主力发动合围扫荡。

证据摆在眼前，所有人都倒抽一口冷气，之前有多感激，现在就有多后怕，罗荣桓顺势定下将计就计的方案，故意放出假的军区驻地消息，水野清果然把情报传回了据点，日军连夜扑向假目标，一头扎进了八路军的包围圈，一仗下来死伤大半，大败而归，经此一事水野清也彻底消失，再也没敢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