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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19岁参军,受舅舅指引,在部队入了党——他不识字,可他交了一辈子党费 父亲

父亲19岁参军,受舅舅指引,在部队入了党——他不识字,可他交了一辈子党费

父亲不识字。他这辈子,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可他交了一辈子党费。

我父亲1950年出生,老家在庐江县罗埠乡。7岁那年,爷爷走了。一个没了爹的孩子,在田埂上长大,脚底板磨出了茧,也磨出了以后几十年的硬骨头。

1964年,他14岁,跟着全家从庙岗头搬到八头山。拆老房、拉板车、盖新房,一车一车的旧木料、旧瓦片——他是用少年的肩膀,把那个家从泥里拉出来的。他后来说:“搬家穷三年。”不是三年,是后来的每一口饭,都是苦的。

1969年,他19岁。老舅爷爷——我奶奶的弟弟,年轻时参过军——跟他说了一句话:“当兵能走出去,别一辈子困在田里。”父亲听了,就去了。

那是他第一次离开家。也是我们这个家族,第一次有人走出农村。

他走进去了,走回来的时候,瘸了一条腿。半月板在训练中伤得厉害,做了手术,住了院,病历到现在还留着。好多好多年以后,我拿着那份泛黄的档案去替父亲申请伤残评定,没评下来。他连抱怨都没有,只说了两个字:“算了吧。”

他从来不争。他的腿瘸了一辈子,种地、挑水、插秧、收割、碾米,样样干。白天残腿疼得直冒冷汗,晚上喝一小杯酒解乏。他不是不怕疼——他是觉得,疼就疼吧,日子还得过。

父亲在部队期间入了党。哪一年入的,我不清楚——是在他的退伍档案里看到的。他很少主动提起自己当过兵、入了党。那个“光荣人家”的牌子,红底金字,退伍后一直挂在堂屋最显眼的地方。村里人来串门,抬头就能看见。他不说什么,可那个牌子,是他一辈子最看重的东西。后来盖楼房,老屋拆了,牌子丢了——父亲没提过,我知道他心里记了一辈子。

退伍回来,他在村办加工厂碾米。一整天,灰尘呛得人睁不开眼,机器震得耳朵嗡嗡响。腿站麻了,晚上回家用热水烫。他不说苦。他从来不跟别人说苦。那种把苦咽进肚子里的本事,是他这一辈子的基本功。

因为穷、因为残,他27岁才娶上我妈。一个拖着残腿的退伍兵,一个不识字的老实人,除了手里一把力气、心里一股韧劲,什么都没有。

可就是这个人,1986年盖了五间红砖瓦房,1996年盖起了两层楼房,2015年把一辈子的积蓄掏出来,支援我在合肥肥西买了房。

他还受过上级党组织的表彰。那张奖状,他从不挂出来,压在老屋柜子的最底层。他不识字,可他看得懂那张纸的分量——那是他这辈子,被看见、被承认的唯一证据。

他66岁查出高血压和胃炎,医生不让他喝酒了。他一声没吭,戒了。戒了之后,就端着白开水坐在门槛上,像以前端着酒杯一样。以前那杯酒是解乏,现在这杯水,是日子。

后来我读大学,提交了入党申请。我没跟他商量,也没跟他说。可我知道他知道了——我回家的时候,他坐在门槛上,嘴角动了动,像笑又不像笑。

父亲今年76岁了。那条残腿还是瘸的,可他的党费,还在交。光荣人家的牌子丢了,可光荣没有丢。

当年老舅爷爷说“当兵能走出去”,他就走出去了。走回来的时候瘸了一条腿,可他认了。他这辈子没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他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把该扛的扛了,该做的做了。

他一个字不认识,可他交了一辈子党费。

他认了一辈子命,可他也扛了一辈子家。

有些人一辈子没说过“我爱你”,可他的命,就活在那三个字里。

我的父亲 在部队入了党 光荣人家的牌子丢了 可光荣没有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