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刘铁骑，是大贪官刘青山的儿子，父亲在1952年被枪毙的时候，刘铁骑才6岁，底下还有两个弟弟刘铁甲和刘铁兵，遭此变故后，刘铁骑一夜之间长大。
 
1952 年2月10日，刘青山在保定被执行枪决。这一天，他的大儿子刘铁骑刚满 6岁，二儿子刘铁甲 4 岁，小儿子刘铁兵才出生几个月。

事发后没几天，河北省委就通过石家庄人事部门给家里传了决定：考虑到刘青山早年在革命中立过功，长子和次子每人每月发15元生活费，由国家供养，小儿子暂时由母亲范勇抚养。
 
那时候15元不算少，能买150斤小米，够普通人家一个月的吃喝，三个孩子的基本生活算是有了着落。
 
1954年，范勇改嫁了。改嫁之后，两个孩子的生活费曾短暂停发，后来省里出面干预又恢复了。没多久，刘铁骑和刘铁甲被送到老家安国县南章村，跟着叔叔刘恒山过日子，后来小儿子刘铁兵也被送了过去。
 
叔叔就是普通农民，家里本来不宽裕，突然多了三个半大孩子，日子紧巴巴的。遇上灾荒年，叔叔硬着头皮去找地委求助，领回几十块补贴，才凑够几个孩子的口粮。
 
村里免不了有人说闲话，有人指着孩子背影嘀咕“这就是贪官的儿子”。刘恒山听见了，放下锄头走过去说：“大人犯的错，跟孩子没关系。”话不多，却把三个孩子护在了身后。
 
刘铁骑作为老大，从那时候起就懂事得早，放学帮着干农活，还照看两个弟弟，很少跟人起争执。
 
1962年刘铁骑上了高中，开支变多，范勇去找省委申请补助，省里把刘铁骑的生活费涨到每月20元，两个弟弟还是每人15元。这笔钱一直发到1970年刘铁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才停。
 
1965年，刘铁骑参加高考。他成绩一直拔尖，按分数完全能考上清华大学，可填志愿的时候他犹豫了。他知道自己档案里父亲的记录，怕政审过不了，更怕考上了给家里惹麻烦，最后填了北京石油学院。
 
招生老师看到他的成绩和档案都愣了，专门找他问：“你这分数够清华，怎么报我们这儿？”刘铁骑低着头实话实说：“我父亲是刘青山，五二年被处决的。”
 
这事一层层报到学校党委，最后批下来：父亲的错是父亲的，孩子成绩够、表现好，正常录取。进了大学，刘铁骑几乎天天泡在图书馆和实验室，话不多，干活最踏实。
 
1970年他毕业，被分配到抚顺石油一厂，从最基层的设备维护干起，慢慢成了工段技术员。车间里的人都说，小刘干活跟拧紧的阀门似的，一点不糊弄。
 
1972年，刘铁骑和同乡刘继先结了婚。刘继先是河北医学院毕业的，跟刘铁骑叔叔家住对门，俩人从小就认识。
 
一开始女方父母有顾虑，觉得刘家成分不好，刘继先说：“人是好人就行，不能拿父辈的事绑一辈子。”1975年，刘铁骑调到刚组建的廊坊石油天然气管道局供应处工作，妻子后来也跟着调到了廊坊的医院，俩人育有一儿一女，日子过得安稳踏实。
 
二弟刘铁甲吃的苦最多。他高中没读完就回村务农了，后来还跑到东北编箩筐卖钱，冰天雪地里穿单鞋干活，手脚都冻烂了。
 
直到1976年管道局内部招工，刘铁骑帮他报了名，他才成了一名石油管道工人，一辈子在一线干体力活，直到退休。
 
三弟刘铁兵年轻时一直想参军，体检都过了，最后政审卡了壳，当兵的梦彻底碎了。后来县里给了个煤矿招工的指标，他去曲阳煤矿下井挖煤，才算有了正式工作，后来调回了安国老家，生了两儿一女。
 
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上开始为一些历史案件平反，刘家三兄弟也动了心思。他们找到当年参与举报刘青山的李克才，那时候李克才已是省里的领导。
 
三兄弟低着头说，想问问能不能给父亲平反。李克才沉默了半天，拿出当年的调查材料，指着上面的账目和亲笔批条说：“孩子，你爸的功劳组织没忘，可他犯的罪也是白纸黑字，改不了。”
 
他没答应平反的事，却专门给相关部门打了电话，确认三兄弟的政治身份不受影响，该工作工作，该提拔提拔。从那以后，三兄弟再也没提过平反的事。
 
一晃几十年过去，三兄弟都成了老人。刘铁骑退休后还被企业聘去当副总经理，儿女一个在石油系统工作，一个去国外读书定居。
 
有人问过刘铁骑，会不会因为父亲的事抬不起头，他说：“我一辈子靠自己双手干活，同事邻居都看我这个人，不看我爸是谁。”
 
从7岁的孩童到白发老人，刘铁骑和两个弟弟的大半辈子，都带着父亲留下的印记。他们没享过父辈的荣光，却实实在在扛下了父辈过错带来的影响，最终靠着自己的勤恳，过成了最普通也最踏实的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