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晚年回忆说，遵义会议上有两个人反对毛主席，一个是凯丰，他反对坚决，态度明确，另一个就是总负责博古。 但这场改变了红军命运的会议，能够召开本身就不容易。
 
陈云晚年审阅党史史料时留下明确回忆，遵义会议讨论调整军事领导、确立毛泽东正确路线时，会场里明确持反对立场的只有两人，一是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凯丰，全程态度强硬、坚决不认可毛泽东的作战思路，二是当时党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始终没有彻底承认自身军事指挥的严重错误。这份口述回忆有官方党史资料收录佐证，和陈云当年长征途中写下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内容完全对应，真实还原了会议现场激烈的思想交锋，也点出这次挽救红军的关键会议，从筹备到落地，每一步都充满阻碍。
 
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是推动这场会议诞生的直接导火索。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从苏区出发时，总兵力足有八万六千余人，可博古、李德坚持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突围采取直线逃跑战术，强渡湘江四道封锁线后，部队锐减至三万余人，大量指战员牺牲、装备尽数损耗。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一路在担架上交流，系统梳理五次反围剿与长征初期的军事失误，沿途通道、黎平、猴场三次小型政治局会议，逐步限制李德独断的军事指挥权，统一多数高层干部思想，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打下基础。彼时党中央与共产国际联络电台损毁，无法提前请示外部指示，党内要自行调整最高领导架构，在当时党内环境下，本身就存在巨大阻力。
 
红军占领遵义后，1935 年 1 月 15 至 17 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召开，二十名军政负责人齐聚小楼油灯下议事。会议开篇由博古作总结报告，他把失败主因归于国民党兵力强大，刻意回避自身单纯防御、阵地硬拼的指挥错误；周恩来随后作副报告，主动承担军事指挥的次要责任，率先批评博古、李德的路线问题。张闻天紧接着发表反报告，逐条驳斥博古的片面说辞，之后毛泽东长篇发言，结合苏区实战案例，拆解教条战术的致命缺陷，提出运动战的正确作战思路，在场绝大多数军团首长、政治局委员都当场表示赞同。
 
面对一边倒的批评声音，凯丰第一个站出来公开反驳，他固守书本教条，当众指责毛泽东打仗只靠《三国演义》《孙子兵法》，否定游击战、运动战的实战价值，会前还多次私下拉拢聂荣臻等军团将领，劝说大家支持博古，遭到所有人拒绝。博古全程沉默，既不认同众人提出的整改方案，也拿不出修正错误的可行办法，始终处于消极抵触的状态。唯有李德全程沉默旁听，全程不接受任何针对自身指挥失误的批评。陈云在会上完整记录全部发言，坚定站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一侧，明确支持更换军事领导、调整作战方针。
 
会议最终形成四项关键决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 “三人团”，收回独断军事指挥权，指定张闻天起草纠正左倾错误的会议决议。即便博古、凯丰二人持反对意见，全体多数参会人员以民主表决形式，敲定全新领导分工，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核心领导地位。这次会议没有共产国际指导，完全依靠党内自我纠错，打破教条主义束缚，彻底扭转红军被动挨打的绝境，成为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分水岭。
 
会后陈云连夜撰写四千余字的传达提纲，随军向各军团干部传达会议内容，晚年再次复盘这段历史时，清晰记住博古、凯丰两人的反对态度，也感慨当年若没有湘江惨败的惨痛教训、没有沿途高层持续统一思想、没有占领遵义获得短暂休整窗口，这场足以改写中国革命走向的会议根本无法顺利召开。历史事实证明，正是党内多数人敢于直面错误、坚持实事求是，才在生死关头为红军寻回正确前进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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