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正月初六，西安莲湖区。一个中年人拎着一袋"新年礼盒"，面无表情地走进一栋家属楼。他把礼盒放在一户人家门口，转身就走。
没人会想到，这个走亲戚模样的男人，手里拎的不是年货，是一枚枚装好的炸弹。

当天凌晨，西安城区接连传来三声闷响，震碎了春节的余温，也把一桩尘封六年的血案硬生生炸回了公众面前。

这个男人叫高德隆。六年前，他还是当地一家金属材料公司的经理，家境殷实，日子安稳。所有的平静都停在1998年11月——他17岁的儿子高明，在学校因琐事和同学起了冲突，对方雇来几个人当街围殴，把人打成重伤。送医抢救几天后，高明还是走了。

一条鲜活的少年人命，最终的判决结果却像一盆冷水浇在高德隆头上：因为动手的大多是未成年人，依法不能判处死刑，最重的刑期也有限；民事赔偿加起来总共三万两千块，七户责任人家分摊下来，每家也就出了几千块钱。

高德隆不认这个结果。他觉得儿子死得太冤，量刑太轻，连医院抢救不力他都记在了心里。他跑遍了能去的部门申诉，得到的答复始终是"判决符合法律规定"。那段日子他整个人垮了，生意无心打理很快倒闭，妻子受不住打击精神失常，好好一个家碎得拼不起来。

走投无路的他变卖了剩下的家产，把妻子安顿进精神病院，自己一头扎进了城郊的寺庙出家。旁人都觉得，青灯古佛总能磨平戾气。两年里他沉默寡言，吃斋念佛，头发白了大半，看上去真像个看破红尘的出家人。

可仇恨这东西，从来不是念几遍经文就能化解的。有次他下山置办香烛，在街上撞见了当年参与行凶的几个人。这群人早已刑满释放，染着头发招摇过市，看见他还凑过来出言嘲讽，话里话外都是"你儿子再也回不来了"的得意。就是这一句话，彻底掐灭了他心里最后一点佛性。

当天他就回寺庙收拾了行李，直接还俗。他想通了，求神没用，上访没用，这条命的债，只能自己来讨。 凭着年轻时在矿山工作学来的爆破知识，他通过黑市渠道买来炸药、雷管和导火索，躲在郊区租来的民房里偷偷组装爆炸装置，还特意加了钢珠增大杀伤力。三个月时间，他一共做出了11枚炸弹。

他最初想选除夕动手，转念又想，过年全家团圆，万一伤及无辜的老人孩子，自己良心过不去；又考虑过正月十五，可那片民房里租住着不少外地打工的，跟这事毫无关系，没必要连累。最后他定在了正月初六，人相对少，又在年里，权当给这些人家"拜个晚年"。

案发当晚，他雇了个不知情的人打掩护，挨家挨户把伪装成水果礼盒的炸弹放在当年七户涉案人家的门口，连当年抢救儿子的医院也没落下。当天有三枚炸弹按时引爆，门窗玻璃全被炸碎，墙体炸出了坑，万幸没有造成人员死亡。剩下的8枚炸弹，被迅速出警的警方逐一找到并安全拆除。

警方只用了两天就锁定并抓获了高德隆。被捕时他没有丝毫反抗，平静得像早就等着这一刻。审讯室里他对所有罪行供认不讳，说自己知道是死罪，做这些就是为了给儿子出口气，死了也值。

2004年8月，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爆炸罪、非法买卖爆炸物罪数罪并罚，判处高德隆死刑。

时至今日回头看这桩案子，依旧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双重悲剧。站在法律的维度，他是制造恐慌的极端罪犯，用暴力报复的方式践踏规则，罪有应得；可站在一个丧子父亲的角度，他的绝望与无助，又实在让人唏嘘。

有人同情他的遭遇，有人谴责他的极端，但没人能否认这件事背后的警示：当受害者家属觉得司法结果不足以抚平伤痛，又找不到其他合理的救济出口时，仇恨就容易失控发酵。

校园暴力从来不是"小孩打闹"，它能轻易毁掉一个家庭的全部。而正义如果来得太轻、太慢，就难免会有人选择用自己的方式"讨公道"，最终只会让悲剧越滚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