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人凤下令处死朱君友。朱君友坦然赴死，却发现枪决他的2名特务，朝他频繁摇头使眼色，示意他不要出声，朱君友立即心领神会。
1950年1月，成都有关方面开始寻找和收殓烈士遗骸。清点之后，一个疑问出现了：毛人凤批准处死的名单上明明有36个人，找到的遇难者却只有35人。
少掉的那个人，正是朱君友。几周前，他还被关在将军衙门的监狱里，身上带伤，随时可能被拉出去处死。

谁也没想到，这个已经进了死亡名单的人，竟会在最后关头从牢门里走出来。1949年12月6日深夜，走廊里突然响起脚步声，牢门被打开后，特务点名叫朱君友出去。
朱君友心里很清楚，这种时候被单独带走，多半不会再回来。他没有追问，也没有挣扎，而是把自己的行装交给同牢的徐孟生。
经过杨伯恺和王伯高所在的牢房时，他回头看了一眼，铁栏后面的战友没有说话，只是朝他点了点头，那一刻，大家都把这次离开当成了永别。可是出了牢房，情况有些反常。
押送他的两个人既没有大声催促，也没有给他戴上更重的刑具，反而不断使眼色，让他别说话、跟着走。朱君友很快意识到，眼前这条路可能不是去刑场。
到了外面，他看见妻兄杨夷甫以及参与营救的人正在等候，这才明白家里已经打通了关节。整个过程不能出声，更不能露出破绽，一旦被其他特务察觉，不但他走不了，营救者也可能受到牵连。
朱君友就这样离开了死囚牢。他的父亲朱茂先为了救儿子，付出了10根金条。
杨家又利用过去在成都军政界留下的人脉，找到与其有旧的特务头目徐中齐，终于赶在行刑之前把朱君友带了出来。这场营救看上去发生得突然，背后却是家属四处奔走的结果。
它既有人情关系，也有金钱交易，更重要的是时间只差了一天。第二天深夜，监狱里的大批被关押人员被押上汽车，送往成都西门外十二桥一带。
枪声过后，朱君友在牢中认识的许多人再也没有回来。毛人凤在1949年12月4日批准的名单上共有36人。
35名志士分别于12月4日在外西抚琴台和12月7日在十二桥附近遇难。因为12月6日夜里被救走，朱君友成了名单中唯一活下来的人。
他为什么会被关进这座监狱，还要从此前的经历说起。朱君友1917年出生在成都一个富裕家庭。
朱家靠煤炭生意积累家业，在当地很有名气。1938年，仍在读中学的朱君友参加成都大众抗敌宣传团，投身抗日宣传活动。
1946年，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后来负责筹措活动经费。1947年，他从四川大学法律系毕业，却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经营家业上。
朱君友利用家里的建筑社作为活动地点，帮助进步人士开会和临时落脚。他还在夜里收听广播，把重要消息整理出来，再交给交通员传递。
范朴斋前往香港参加民盟活动时，他还拿出黄金和订婚戒指提供帮助。家里并非不知道这些事。
父亲发现钱财不断被拿出去，又担心儿子招来危险，一度限制他的经济来源和行动。但朱君友没有停下来，仍利用自己熟悉的人脉和环境，为进步活动提供掩护。
他的妻子杨汇川对他影响很大。危险在1949年11月降临。
一天晚上，朱君友经过成都玉带桥，碰上特务设卡搜查。他随身携带的进步书刊、传单和相关材料被搜出，当场遭到逮捕，随后被关进玉带桥稽查处看守所。
审讯中，特务把他双手反绑，吊起来殴打，试图从他口中得到更多人的情况。朱君友没有交代，后来被转押到将军衙门监狱。
朱君友后来一直记得余天觉的歌声，也忘不了杨伯恺隔着铁栏望向他的神情。对幸存者来说，那不是几个写在名单上的名字，而是真正与他相处过的人。
成都于1949年12月27日解放后，藏在中和场亲友家的朱君友才重新回城。也是在那时，他得知自己离开监狱的第二天，昔日狱友大多已经遇难。
他反复谈起的，仍是没有走出牢门的那些人。他觉得自己虽然受过苦，但与牺牲的战友相比，实在算不了什么。
这段往事真正让人难忘的，并不是“死刑犯如何逃生”的传奇感，而是命运只差一天带来的沉重。朱君友活了下来，靠的是家人的冒险营救，也有偶然因素，但他没有把生还当作炫耀的资本。
此后几十年，他一直记着狱中的面孔，替那些无法开口的人留下见证。一个幸存者最难承担的，往往不是当年的伤痛，而是为什么自己活着、别人却没能回来。
朱君友用后半生的记忆回答了这个问题：活下来，就不能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