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尼赫鲁当年打边境战，心里打的小九九贼清晰： 赢了，民族英雄坐稳位置，大刀阔斧削弱婆罗门、推进世俗改革； 就算打输解放军打过来，直接高举保家卫国大旗，全印度资源听他调配，改革照样能推进。 他笃定我们补给长线打不持久，最后主动权还是在自己手里。
1962年10月，新德里原以为自己在边境上走的是一步险棋，结果棋盘突然被掀翻。印度军队在高原前线快速失利，尼赫鲁苦心维持多年的强势形象随之松动。
更让他难受的是，中国取得战场优势后，没有向印度腹地长期推进，反而宣布停火并主动后撤。尼赫鲁原先准备的几条政治退路，就这样同时失去了作用。

把时间往前拨几个月，尼赫鲁的处境其实不差。1962年2月，国大党在第三次大选中继续掌握议会多数，他仍是印度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
但议席多，并不代表改革可以一路畅通。土地制度、地方豪强、种姓网络和宗教势力彼此缠绕，中央政府想推动世俗化和社会改革，总会碰到一层又一层阻力。
尼赫鲁缺少的不是职位，而是一种能够压住内部争论的全国性威望。只要他能在边境争端中取得成果，就可以把自己塑造成捍卫领土的领袖，借民族情绪推动更多国内政策。
1961年12月，印度在果阿采取军事行动，战事很快结束，国内情绪随之高涨。这次行动进行得比较顺利，也给新德里造成了一种错觉：只要态度足够强硬，对手就会让步。
当时的边界争议横跨东西两段，新德里想用不断前推的哨所，把地图上的主张变成现实，再迫使对方接受既成局面。可地图上的一条线，并不会自动变成守得住的阵地，海拔、道路、天气和运输能力，才是决定前线部队能不能站稳的硬条件。
印度随后在争议地区设立了许多小型前沿哨所，这些据点看上去像一颗颗钉子，实际上彼此相距很远，补给主要依靠人背、牲畜驮运和空投。一旦战事扩大，不少哨所既无法互相支援，也很难迅速撤离。
军事上的薄弱，却被“继续向前”的政治口号遮住了。尼赫鲁的算盘并不难理解，若中国选择退让，他就能把结果包装成外交和军事胜利，借着民族英雄的声望继续推进国内改革。
若冲突扩大，印度也可以进入全国动员状态。财政、工业、交通和舆论资源都能向中央集中，保守派即使不支持改革，也很难在“保卫国家”的气氛下公开掣肘。
他还押上了另一重判断：中国军队远离内地，高原补给线漫长，不可能长时间作战。新德里一些决策者因此认定，即使局势暂时失控，中国也会受到冬季、道路和运输压力的限制。
按照这种想法，印度只要挺过最初阶段，等中国主动停下来，就有机会重新掌握谈判和政治主动权。问题在于，这套设计建立在好几个误判之上，印度高估了前沿哨所制造既成事实的能力，也低估了中国采取集中行动、快速结束战斗的决心。
10月20日，边境战事全面爆发。印度不少部队仓促部署，通信、御寒、弹药和指挥都存在明显问题，一些孤立据点很快被切断。
原先设想的“逐步向前施压”，几天之内就变成了不断后撤。印度国内这才发现，政府嘴里强硬的边境政策，并没有足够的军事准备托底。
政治上的连锁反应来得更快，防务部门负责人克里希纳·梅农在11月7日提出辞职，次日获准。梅农长期受到尼赫鲁信任，他的离开意味着政府内部已经必须有人承担责任。
到了11月中下旬，新德里开始紧急寻求外部军事援助。一个长期强调不结盟和独立自主的政府，突然在危急时刻向外求助，对尼赫鲁个人威信造成了沉重打击。
11月21日，中国宣布停火，并提出在东段主动后撤。没有继续向印度大城市推进，没有建立长期占领，也没有把战争拖成多年消耗。
尼赫鲁原本可以利用的“长期全国危机”，很快失去了现实基础。印度社会的注意力随即转向政府内部：边境判断为什么连续出错？
军队为什么准备不足？决策责任究竟该由谁承担？
这场战争最难处理的地方，恰恰是“打赢之后不留下”。如果战争继续扩大，尼赫鲁还能要求反对派暂时停止争论，借助紧急局面集中权力和资源；如果印度获胜，他也能带着胜利光环推进政策。
偏偏实际结果落在第三种可能上：战场输了，威信受损，外部军事压力却迅速减弱。印度政府既无法庆祝胜利，也难以长期利用战争动员社会，只能自己消化失败带来的追问。
1963年8月，印度议会出现独立后的第一次不信任动议。动议没有让尼赫鲁下台，却说明他的政治地位已经发生变化。
过去几乎没人敢公开挑战的领袖，如今不得不在议会中解释边境失败。国大党的议会多数仍在，尼赫鲁的个人权威却再也回不到战前状态。
此后，印度加快扩军、修路和重整军事指挥体系，大量财政和政治注意力被转向国防。原本就推进艰难的土地、社会和世俗化改革，获得的资源进一步减少。
地方派系、保守力量和身份政治也得到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尼赫鲁没有马上失去执政地位，但他依靠个人声望压住各方矛盾的能力明显下降。
1964年5月，尼赫鲁去世。印度随后进入新的政治调整期，国大党的绝对权威逐步松动，地方力量和不同社会集团对中央政治的影响不断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