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政权濒临崩溃，军统元老余乐醒做出惊人举动。他秘密联系我方地下组织，在家中架设地下电台持续传递关键情报。毛人凤手握完整证据、心知事实确凿，却始终压下指令，迟迟不敢对余乐醒实施抓捕与处置。

1949年的上海，军统改组后的保密局仍在抓人、转运档案、安排潜伏人员。可这个庞大的特务系统，已经出现了一个危险迹象：上面的命令照常下达，下面的人却各有打算。
余乐醒的秘密活动，正是在这样的缝隙中展开。毛人凤早已察觉异常，相关线索也陆续摆到面前，但他没有立即公开抓人，而是采取监视、催促离开和私下试探等办法。
事情还要从1948年年初说起，沈醉的母亲住在女儿家时，发现余乐醒常与一名年轻人进入洗澡间。到了夜里，里面会传出发报机特有的声音。
她随后把这一情况告诉沈醉，同时叮嘱儿子，即使余乐醒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也不能伤害这个姐夫。这段家庭内部的对话，后来成为余乐醒掩护秘密电台的重要线索。
余乐醒当时住在上海愚园路，他把地下组织使用的无线电台藏在住宅里，利用家庭环境掩护报务人员活动。住宅周围每天都有居民来往，看起来比旅馆、仓库和临时商铺安全。
可一旦被特务发现，屋主、报务员以及联络人员都可能被顺藤摸瓜，后果十分严重。余乐醒敢承担这样的风险，与他特殊的经历有关。
他1901年出生于湖南醴陵，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学习过机械、化学等知识，后来又到苏联接触情报和秘密保卫业务。这些经历让他掌握了爆破、联络、侦察和技术训练等技能。
在当时的特务系统中，既懂理论又能进行实际教学的人并不多，余乐醒因此很早便受到戴笠重视。1932年前后，余乐醒进入复兴社特务处，也就是后来军统的重要前身。
他曾负责上海方面的工作，还参与浙江警官学校特训班、临澧特训班的组织和教学。不少后来进入各地军统站点、行动队和情报部门的人员，都曾听过余乐醒讲课。
他们私下称余乐醒为“老师”，这不仅是一句客气话，也代表着军统内部复杂的师生关系。这层关系，正是毛人凤不愿轻易动手的重要顾虑。
抓一名普通人员，可以秘密带走，甚至不必公开理由；抓余乐醒这样的元老，消息却很难封锁。一旦处理过重，那些曾经受过余乐醒训练的人，很可能重新考虑自己的处境。
到了1948年末，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接连失利，保密局内部本来就人心不稳，毛人凤不愿再主动制造混乱。余乐醒与军统高层之间的裂痕，其实早已形成。
1938年底，他参与组织河内刺杀汪精卫的行动，结果误杀了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行动失败后，余乐醒被撤去特训班职务，调往遵义炼油厂。
后来，他又因经济问题遭到关押。虽然最终获释，但这段经历让他逐渐远离军统核心，也看清了内部排挤和权力争斗。
1946年，余乐醒在上海善后救济系统的汽车管理机构任职。这个身份颇为特殊：他已经不是掌握实权的军统负责人，却仍保留着过去的人脉和社会关系。
正是在这一阶段，余乐醒与地下方面建立联系，并利用自己的住宅掩护电台活动。他熟悉特务机关的侦察方式，知道哪些行为容易暴露，也懂得如何减少外出接头带来的风险。
辽沈战役于1948年11月结束后，国民党方面的败势更加明显。毛人凤开始催促大批重要人员撤离大陆，同时几次要求余乐醒前往台湾地区。
余乐醒始终不肯离开，毛人凤因此更加怀疑，甚至向沈醉试探，余乐醒是不是准备重新“归队”。沈醉随后赶到上海，提醒姐夫可能已经受到注意。
毛人凤最希望看到的结果，并不是马上把余乐醒抓进监狱，而是让他离开上海。这样既能切断他与地下组织的联系，又能保留他的技术能力，还可以避免军统内部出现公开震动。
可余乐醒没有按照这一安排走，随着秘密活动的线索越来越多，毛人凤最终决定下令抓捕。问题在于，这道命令刚进入上海方面的执行环节，消息便提前泄露了。
行动人员赶到愚园路时，余乐醒已经离开。相关记载提到，参与执行任务的一些人员过去受过余乐醒训练，有人暗中向他通风报信，使他赶在抓捕人员到达前脱身。
这次抓捕失败，暴露的已经不只是一次行动走漏风声。毛人凤掌握着保密局的指挥权，却无法保证下属忠实执行命令；余乐醒已经被列为危险人物，却还能依靠旧关系提前得到消息。
进入1949年后，上海局势迅速变化。保密局忙着撤离人员、转运档案、销毁文件，并在各地安排潜伏网络，已经很难再集中力量追查余乐醒。
毛人凤仍想把他带往台湾地区，既不愿放弃这个熟悉情报技术的老手，也担心他继续帮助地下组织。但随着1949年5月上海解放，这套安排彻底失去了执行条件，余乐醒最终留在大陆。
这件事不能简单理解为毛人凤突然心软，更不是他完全没有处置余乐醒的想法。真正让他迟疑的，是余乐醒的资历、人脉、技术价值和军统内部已经松动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