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国军将领李文在成都向解放军投诚时，被记者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原本我党对他很重视，不仅送他到西南军政大学高研班深造，还准备对他委以重任，谁知他却在学习期间逃走了，那么他逃去了哪里？他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
1950年春天，香港街头多了一名行事谨慎的中年男子。他很少公开露面，也不愿向人提起自己如何离开重庆，这个人，正是几个月前在成都战役中放下武器的国民党第五兵团司令李文。
他没有准备在香港长期生活，而是在等待台湾方面的答复。可这一次，昔日的黄埔一期将领并没有马上得到接纳。

原因并不复杂：他已经有过成都投诚的经历，台湾方面对他的身份和动机存有疑虑，需要进行审查。直到1951年4月，李文才获准前往台湾地区。
李文为何会走到这一步，还要从1949年的几次选择说起。当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进入最后谈判阶段。
傅作义决定接受和平改编，许多高级军官选择留下，李文却不愿跟随。他后来乘飞机离开北平，回到南京，继续留在国民党军系统内任职。
随着解放军向西北推进，他率部从陕西退入四川。到了1949年12月，成都周边的局势已经完全改变。
国民党军各部互不统属，有的准备起义，有的自行撤退，还有大量士兵沿途离队。看起来仍有几十万人的番号，真正能够统一调动的部队却越来越少。
胡宗南离开成都前往西昌后，留下李文收拾局面。名义上，李文手里还有一个兵团；实际上，道路已经被截断，补给无法维持，电台联络时断时续，不少部队甚至找不到自己的上级。
李文一度想带兵向西突围，可几次尝试都没有成功。身边军官不断劝他放下武器，因为再打下去，除了增加伤亡，已经没有实际意义。
12月27日，解放军逼近蒲江、西来镇一带。当天，李文带着一批将领走向解放军阵地，第五兵团残部随后放下武器。
成都战役由此结束，那张记录他投诚的照片，也是在这一时期留下的。三天后的12月30日，解放军举行入城式。
成都没有因为最后阶段的战事遭到大规模破坏，而李文的军旅生涯，也在短短几天里突然翻页。对李文的处理并不简单。
抗日战争期间，他率第七十八师参加过淞沪会战，后来又担任第九十军军长。1938年，三十多岁的李文便升任军长，此后还担任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等职。
这样的履历说明，他不是临时提拔起来的地方将领，而是在国民党军中拥有较深资历和一定影响的人物。也正因为如此，他投诚后的去向受到重视。
他的抗战经历、军事经验以及对国民党军内部情况的熟悉，都让他具备继续发挥作用的条件。当时对起义、投诚的中高级军官，通常会先安排集中学习，再根据个人表现和专业能力分配工作。
1950年1月上旬，李文等人被送往重庆，先进入第二野战军教导总队，随后参加西南军政大学高级研究班的学习。这个高级研究班主要接收原国民党军中的中高级军官，课程不只是军事内容，还包括形势、政策以及思想教育，对于态度认真、确有专长的学员，结业后可以获得适当的工作安排。
换句话说，李文当时并不是无路可走。凭借他的经历，只要安心完成学习，日后完全可能从事军事教学、研究或其他适合的工作。
可他的心始终没有安定下来，仍然把希望寄托在过去的关系和身份上。从北平离开，到成都被围后投诚，李文的几次选择有一个共同点：他始终不愿彻底告别原来的道路。
成都投诚更多是突围无望后的现实决定，而不是思想上的真正转变。西南军政大学高级研究班于1950年3月正式开课，李文在那里停留的时间并不长。
到了同年4月，他已经离开重庆，辗转进入香港。至于他究竟如何离开重庆，途中经过哪些地方，不同记载存在差异，有些细节无法完全确认。
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他的第一个落脚点不是台湾地区，而是香港。到达香港后，李文多次设法与台湾方面取得联系，希望能够前往台湾地区。
可他曾经投诚的经历，成了一道绕不过去的门槛。台湾方面担心他另有任务，没有立即批准，而是让他在香港等待。
经过将近一年的审查，李文才在1951年4月进入台湾地区。他原以为，自己回到黄埔旧部和过去的关系网中，还有机会重新掌握部队。
结果却并非如此，台湾方面虽然接纳了他，却始终没有完全恢复对他的信任。他就这样在名义上的高级职位上度过了几年。
曾经可以指挥一个兵团的将领，此后只能参加一些会议，处理有限的参谋事务，逐渐远离军队的核心圈子。1964年1月，李文正式退役，随后进入台湾糖业公司担任顾问。
他担任的是公司顾问，并不是到街头售卖糖品。
1977年4月20日，李文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病逝，此后，他被安葬在台北阳明山一带。李文的结局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投诚后逃跑，最终受到冷落”的故事。
他在北平、成都和重庆，先后遇到过改变人生方向的机会，却始终无法摆脱旧身份带来的束缚。他以为回到台湾地区，就能凭借黄埔一期的资历和过去的人脉重新获得信任。
可时代已经改变，过去的关系无法消除投诚经历带来的疑问，更换不回昔日的兵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