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把大字报写进宪法

“文革”期间的大字报几乎有一个固定的格式，先是以语录开篇(当然是择其所需)，接着写一通形势大好，然后笔锋一转，抓住被征讨者的只言片语，或断章取义，或张冠李戴，或无中生有，或牵强附会，再佐以“砸烂”、“横扫”等“革命”语言，随意上纲上线，任意口诛笔伐，欲置被征讨者于死地而后快，用当时的时髦语言说就是要“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其永世不得翻身”。可以说“文化大革命”导致了大字报的恶性发展，而大字报的恶性发展，又加剧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局面。　　大字报所产生的各种消极作用，除了其本身这种形式不足取外，更主要的是由于它被用来发动政治运动，进行政治斗争，成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手段。而这种政治运动，又是在“左”的指导思想下发动起来的。正因为如此，大字报除了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破坏人民内部的团结外，很难起到什么好的作用。至于“文化大革命”中那些直接受命于林、江反革命集团的大字报，更是他们打倒老一辈革命家，实现其篡党夺权阴谋的工具。　　大字报表面上是发动群众，发扬民主，实际上是利用群众，压制民主。大字报的盛行，与中国政治舞台上大刮“左”风是密不可分的。什么时候“左”病厉害，什么时候大字报便行情猛涨；什么时候“左”的东西有所收敛，什么时候大字报便萧条不景气。一部大字报兴衰史，就是一部“左”病对中国的危害史。　　诚然，在个别问题上，大字报发挥过积极作用，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字报也曾被人们利用来作为反对林、江反革命集团的武器。但是，大字报作为所谓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四大”的最主要方式，从总体上讲，其消极和破坏作用，要远远大过它的积极作用。　　到了1975年，大字报已成了强弩之末的时候，却被“四人帮”写进了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人们对“文化大革命”反思的深化，大字报的弊端也逐渐为人们所认识。　　在1980年的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谭震林在书面发言中深刻指出了大字报这种“大民主”的本质。他说：　　“‘四大’根本没有民主的意义，而是文革小组强有力的棍棒。文革小组需要打击谁，一夜之间满城大字报。受到大字报揭发、批判、打击的同志，个人任何辩论的大字报，不管写了几张，是贴不出去的，即使贴上了，也立即被别的大字报所覆盖。因此，不能说它是‘大民主’，不能说取消‘四大’，就取消了‘大民主’。”　　1980年1月中旬，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邓小平做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在讲到“四大”问题时，他指出：　　“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是载在宪法上的。现在把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能不承认，这个“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应该让群众有充分的权利和机会，表达他们对领导的负责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但是“大鸣大放”这些做法显然不适宜于达到这个目的。因此，宪法有关“四大”的条文，根据长期实践，根据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党中央准备提请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审议，把它取消。　　在1980年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决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议，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　　这年4月8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在一个星期的会议中，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取消“四大”的建议，成为一个重要议题。　　在这些人大常委中，对“四大”的危害可谓有切身的体会，谈起当年那些“炮轰”、“勒令”的大字报，委员们会依旧心有余悸，不寒而栗。　　在发言中，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杨秀峰，从法律的角度阐述了取消“四大”的四条理由：　　一、宪法中已经明确写明“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这些规定保障了公民应该享有的民主权利；而“四大”却相反，妨碍了公民应当得到的正当的民主权利。　　二、把“四大”写进宪法中，使少数坏人在法律上有了可乘之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四大”的旗号，制造事端，向无产阶级进攻，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　　三、把“四大”写上宪法，会使一些人利用来大搞派性，制造混乱，破坏正常的工作、生产、教学和生活秩序，不利于四化建设。　　四、搞“四大”容易泄露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从“文化大革命”到“西单墙”，一些坏人正是利用大字报泄露了不少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　　参加会议的人大常委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赞同取消“四大”，提请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决定。　　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出决定，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所谓“四大”的规定。　　1982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的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这部宪法中，有关“四大”的条文彻底消失了。　　大字报终于成了历史的陈迹。历史上的浪花世界杯16强已确定9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