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周总理便发现了一件怪事：在众多部委提交的文件中，唯独水利部的文件上反复出现的签字是副部长的，而正部长的名字却不见踪影。 总理把这件事放在了心上。
几天后，他让秘书调来了水利部近期的几份重要文件，仔细翻看。他发现，涉及日常事务、一般性批复的材料，确实都是副部长李葆华的签字。

1952年5月，荆江分洪工程工地尘土飞扬。几十万军民正在抢修围堤和闸门，傅作义代表中央来到现场。
他没有只在指挥部里听介绍，而是查看图纸、询问进度，还反复了解工程能不能赶在汛期前发挥作用。眼前这个盯着堤坝不放的人，正是那位一度很少在水利部文件上署名的部长。
文件上的“空白”和工地上的忙碌摆在一起，事情显然不只是签字那么简单。水利部成立后，面对的是一个相当棘手的局面：许多河流缺少统一治理，堤防损坏严重，水文资料不完整，南北各地都在催着修堤、排涝和恢复灌溉。
1949年11月，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水利工作会议召开。各地代表带来的情况并不轻松：有的地方急着堵口复堤，有的地方缺少测量人员，有的工程连基本材料都难以保证。
周恩来接见了以傅作义、李葆华为首的部分代表。这次会议让人们更加清楚，水利部不能只是一个挂牌不久的新机关。
它必须尽快成为能够统一规划、协调各地、调动技术力量的工作中枢，否则各地各管一段，大江大河很难真正治理好。傅作义有河套水利建设方面的经历，但对全国水利工作并不熟悉。
李葆华长期从事党政工作，熟悉机关运转，又承担党组工作。于是，部里的内部协调、日常事务和一般性批件，很多由李葆华负责处理。
这种分工在部门初创时有现实需要，却也慢慢带来一个问题：副部长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文件末尾，部长的责任在纸面上反而不够清楚。时间一长，外界可能误以为傅作义只是挂着部长职务，并没有真正参与水利部的重要决策。
周恩来留意到这个现象后，并没有把事情变成一场公开批评。他关心的不是李葆华多签了多少文件，而是一个新成立的国家部门，能不能把权力和责任真正对应起来。
重大工程一旦判断失误，影响的不是一张纸，而是大片农田、沿岸城镇和群众生命安全。遇到问题时，不能只说大家共同负责，更不能让名义上的负责人长期停留在决策程序之外。
因此，水利部后来得到明确要求：大小事情，没有傅部长批示，一律无效。这句话听起来很严，解决的却是两个实际问题。
一是让部长真正进入决策过程，二是提醒所有人，副职可以补位，却不能让正职的责任变得模糊。对傅作义来说，这并不是单纯增加一道签名手续，而是把担子真正交到他手里。
此后，他审阅方案时不再只看最后结论，而是追着询问水位、河势、工程量、人力安排和经费来源。遇到听不明白的技术问题，他便请工程人员解释。
过去带兵时，判断错了可能影响一场战斗；如今治理江河，判断错了，受影响的可能是成千上万户人家。他对身边人说过，自己是水利方面的外行，正因为不懂，才更要认真学习。
水利部领导班子也不只有行政干部，傅作义推荐水利专家张含英担任副部长，又推荐刘瑶章负责办公厅工作，中央对这些建议给予支持。这种安排不是简单照顾关系，而是要让行政组织、专业技术和实际经验能够互相补充。
1950年，淮河流域发生严重水灾，治淮很快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最紧迫的任务之一。治理这样一条跨越多地的大河，不能各管一段，也不能只顾眼前堵住决口。
水利部和有关地区需要统一考虑蓄洪、泄洪、堤防、水库以及群众生产生活。傅作义也由此更深地进入全国性治水工作，从看文件、听汇报，逐步走向江河湖泊和工程现场。
此后，他多次前往各地考察。黄河、长江、淮河、珠江、黑龙江等江河沿线，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许多时候，真正改变一个干部的，不是办公室里的一纸任命，而是站到河岸上，看见洪水退去后留下的房屋残迹，看见百姓为何盼着一条堤、一座闸。荆江分洪工程就是一场硬仗。
1952年3月31日，政务院作出建设决定；4月5日，工程全面开工；到6月20日，第一期主体工程提前完成。大约三十万军民在两个多月里连续施工，修围堤、建闸门、运送土石。
所有人的目标都很明确：在长江大洪水到来时，为荆江大堤和沿岸群众增加一道能够真正发挥作用的屏障。两年后的1954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
面对不断上涨的水位，荆江分洪工程先后三次开闸，分担洪水压力，减轻了荆江大堤和江汉平原面临的危险。那一刻，人们看到的不是某个人在文件上的名字，而是一套决策、设计、施工和组织体系经受住了洪水考验。可这套体系能够运转，恰恰离不开每个岗位把自己的责任接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