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陈玉仁叛变，供出了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王世英，王世英察觉到异常后，就要转移时，特务头子史济美却突然登门拜访！ 这扇门一打开，要么是鱼死网破，要么是绝处逢生。 事情坏在新生印刷厂。
最危险的局面，往往不是枪声响起的时候，而是门外有人轻轻敲门的时候。1932年11月，上海地下斗争的气氛很紧。
史济美被派到上海主持中统上海站活动后，很快把矛头对准了新生印刷厂。这个印刷厂表面不起眼，真正敏感的地方在于，它与中共临时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的印刷工作有关。

王世英当时的掩护身份，是南京夫子庙一带“鸿昌南货店”的老板。铺子里卖的是南货，门面上是生意人，账本、茶壶、货柜、进货往来，全都像模像样。
可这层日常生活的外壳，正是地下工作最重要的保护色。王世英得到风声时，已经没有多少时间。
他没有立刻夺路而逃，而是先处理屋里的危险东西。文件、便条、线索，只要留下来，就可能成为敌人继续抓人的线头。
那一刻，逃走不是第一位的，切断牵连才是第一位的。他很清楚，自己多稳住一分钟，后面的人就多一分安全。
地下斗争不是一个人逞英雄，很多时候，一个人的失误会压到一整条线上。偏偏就在这时，史济美上门了。
这不是搜捕时的粗暴破门，而是带着笑意的登门拜访。越是这样，越让人后背发凉。
因为对方不是来闹大的，而是来摸底的；不是立刻抓人，而是等王世英自己露怯。王世英看见门口的史济美，先做了一个极不起眼的动作。
他把脖子上的围巾取下来，搭在窗台上。这个动作在外人看来没什么特别，可对李果毅来说，这是约定好的危险信号。
随后，他拿起紫砂壶下楼，脸上不能挂着惊慌，话里也不能带出急切。生死就在眼前，可他必须像一个平常开店的老板一样，招呼来客，寒暄几句，甚至还要显得有些热情。
史济美问李果毅在哪里，这个问题看似随口，其实很毒，如果王世英回答得迟疑，或者解释太多，都会让对方更加怀疑。史济美提起李果毅过去的经历，话里带着试探。
王世英没有躲，也没有争辩，而是把话引到当年风气和学生运动上，用轻描淡写的方式把尖锐问题化开。这就是王世英的厉害之处，他不是靠嘴硬撑过去，而是让对方抓不到可以立刻翻脸的点。
史济美怀疑他，却还缺少能当场下手的理由。时间一点点过去，王世英等的正是这个空隙。
他拿着空暖壶上阁楼，说要灌热水。为了让楼下的人相信他还在上面，他故意把脚步踩得重些，又打开水管，让水声哗哗响起来。
那些锅碗杯盘被水冲得有动静，像是人在忙活。楼下的史济美听着水声，以为王世英还在阁楼。
可就在这点声音掩护下，王世英已经翻窗出去，从屋顶和邻近人家的通道脱身。如果少了其中任何一步，结果都可能完全不同。
王世英这次脱险，并不是侥幸。他长期做地下工作，知道身份掩护要真，生活细节要真，说话方式也要真。
只有平时把“商人”这层身份做扎实，关键时刻才不会显得别扭。更重要的是，他懂得控制节奏，敌人想把他逼乱，他偏偏用茶、账本、家常话把局面拖慢。
敌人想从他脸上找慌张，他就把慌张压到心底。这不是普通胆量能做到的。
后来，王世英继续从事情报和军运工作。他曾利用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社会身份，推动地下力量进入敌人军政机关内部，及时掌握动向，为组织提供重要情报。
那些工作不像战场冲锋那样容易被人看见，却常常关系到大局。这个故事最打动人的地方，不是王世英从阁楼逃走有多巧，而是他在危急时刻没有只想着自己。
真正的危险来临时，他第一反应是毁掉线索、保护同志、提醒李果毅，然后才是寻找脱身办法。很多人谈地下工作，容易只看到惊险，却忽略了背后的严密和克制。
王世英这一关能过，不靠运气，也不靠夸张的豪言，而是靠长期养成的警觉、沉着和经验。门外是史济美，门内是烧到最后的文件和不能乱的心神。
那扇门一开，确实可能是死局，可王世英硬是在死局里找到一条缝，把自己和身后的秘密都带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