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2月，鲁迅认识了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经鲁迅同意，斯诺将他的小说翻译成英文。两个人交往虽不多，但是对彼此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斯诺跟鲁迅有一次关于《阿Q正传》的对话，很有意思。
斯诺向鲁迅提出那个问题时，问的其实不只是阿Q。他想知道，时代已经翻过一页，人的性情是否也跟着变了。
鲁迅听完大笑，说情况“更糟了，他们现在还在管理国家哩”。一句话很短，却把谈话推到了社会深处。

为什么是“更糟”？因为阿Q并不只是一个受穷、受欺负的小人物。
他不愿承认失败，总能替自己找个台阶；面对强者低头，遇到更弱的人，又想摆出威风。这种性格留在未庄，伤害的范围有限；一旦和权力结合，影响的就不再是一个人。
斯诺后来记下了这段对话。他眼中的鲁迅，身体已经不好，脸色较深，目光却很亮。
两人身份不同，一个靠采访追查事实，一个用小说剖开人心，但他们关心的是同一件事：中国正在发生什么，普通人的命运为什么迟迟没有真正改变。后来人们容易把两人的交往压缩成几句名言，其实，真正重要的是一连串具体合作。
斯诺要向英语世界介绍中国作家，鲁迅则愿意把作品交给一个仍在学习中文的外国记者。这里面既有信任，也有对翻译能否传达原意的谨慎。
1933年2月21日，鲁迅在日记里写下“晚晤施乐君”，“施乐”就是斯诺当时使用的中文名字。见面时，斯诺正准备把中国新文学介绍给英语读者，鲁迅的小说自然成了他最想翻译的作品。
第一次见面后不久，鲁迅还为拟议中的英文小说选写过自序。翻译并非斯诺独自完成，真正连接双方的人，是熟悉中英文的作家姚克，姚克先把原作意思、人物语气和时代背景讲清，斯诺再调整英文表达。
遇到拿不准的地方，两人写信或当面请教鲁迅，1934年6月，鲁迅又写下授权，同意斯诺翻译并在美国出版自己的作品。难处不只是把汉字换成英文。
鲁迅笔下的人物，说话常有弦外之音；一句看似平常的话，背后可能藏着讽刺、委屈或冷笑。像孔乙己的迂腐、祥林嫂的痛苦、《药》里的麻木，若只译出故事，人物就会变薄，鲁迅真正想说的东西也会跟着丢失。
为了让外国读者先认识作者，斯诺还需要一张合适的鲁迅照片。1933年5月26日，姚克陪鲁迅到上海照相馆重新拍摄。
后来收入英文书扉页的那张半身照，正是在这次拍下的。鲁迅去世后，灵堂上使用的遗像，也由这张照片放大而成。
1936年出版的英文选集《活的中国》，第一部分收入鲁迅七篇作品，包括《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离婚》《风筝》和《论“他妈的”》。《阿Q正传》反而没有收入，但阿Q仍成了斯诺理解鲁迅、理解中国社会的一条重要线索。
书名中的“活”很有意味，斯诺不想给西方读者摆出一个只有古董、宫殿和古老传说的中国。他要介绍的是正在生活、受苦、思考和行动的人，鲁迅的文字恰好能让读者看见这些人：他们不完美，也不总是勇敢，却带着真实的疼痛和愿望。
鲁迅对斯诺的判断，并非一般客套。1935年1月8日，他在给郑振铎的信中说，“S君是明白的”，并感叹有些外国人对中国的关心，胜过一些中国人自己。
这里的“明白”，不是会说几句中文，而是愿意放下成见，认真听中国人讲自己的处境。1936年4月26日，斯诺和姚克去看鲁迅，正赶上鲁迅带许广平、周海婴外出看电影，双方扑了个空。
但这不是永别。同年5月，在姚克陪同下，斯诺又到鲁迅家中长谈，询问中国新文学等问题。
一个月后，他从北平出发，踏上前往陕北的旅程。鲁迅没有机会读到后来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
1936年10月19日，他在上海病逝；1937年，斯诺的这部著作在伦敦出版。可两件事并非毫无联系。
鲁迅让斯诺明白，观察中国不能只盯着少数上层人物，还要看普通人怎样活着、怎样受苦，又怎样寻找出路。斯诺后来不断走进中国社会深处，并不是某一次谈话让他突然改变，而是这些接触逐渐教会他一种观察办法：少听概念，多看人；少凭想象，多问细节。
鲁迅那句带笑的回答，也把这个道理说透了——看一个时代，不能只看它叫什么，还要看人怎样想、怎样做。因此，那句关于阿Q的回答真正锋利之处，不在于骂了谁，而在于提出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环境变了，人有没有摆脱自欺、怯懦和欺弱怕强？
若人的精神没有变化，新的名词也可能装着旧习惯；若人开始面对事实，社会的改变才会落到实处。鲁迅和斯诺交往的价值，不在见过多少次面。
他们没有天天往来，却在有限接触中认出了对方最可贵的地方。斯诺看见鲁迅文字里的诚实，鲁迅看见斯诺追求真相的认真。
真正有分量的交流，不是互相说好听的话，而是愿意一起面对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