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夏斗寅当上湖北省主席后，与驻鄂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的矛盾日益激化，闹得不可开交。蒋介石为此痛骂湖北省官员：“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我看没有说错。以前北洋军阀把湖北当殖民地任意宰割，你们湖北人屁都不放一个；现在湖北由你们湖北人管理，不但不好好干，还互相攻击。”

两套机构都能发号施令，边界又说不清，事情自然越搅越乱。1931年11月，武汉行营改设为驻鄂绥靖公署，何成浚继续担任主任。

到了1932年3月，夏斗寅接替何成浚，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职位看似完成了交接，权力却没有真正交出去。
何成浚离开省政府大门，仍然握着湖北最关键的军事系统。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别扭的局面。
夏斗寅名义上是一省之长，碰到军队、保安和地方治安问题，常常绕不开何成浚；何成浚虽然不再主持省政，却能借绥靖公署影响县市事务。下面的官员也开始看风向，有人靠近省政府，有人围着绥靖公署转，事情还没办，队伍先站好了。
两人的矛盾，在夏斗寅上台前便已埋下。1931年，长江流域发生严重洪灾，武汉大片区域受淹。
堤防修复、粮食供应、灾民安置、疫病防治，全都压在湖北地方当局身上。何成浚主持省政时，因救灾和地方治理问题受到批评，夏斗寅也趁机指责他“防洪失职”“绥靖无方”。
夏斗寅最后坐上省主席的位置，并不意味着何成浚就此失势。何成浚长期从事军政联络，熟悉南京高层，也善于拉拢和收编各派部队。
他在湖北经营多年，人事关系、官场网络和军事影响仍在。夏斗寅仅凭一纸任命，不可能把这些旧关系一次清走。
于是，两边围绕人事、经费和地方控制权不断拉扯。省政府要任命官员，绥靖公署担心影响军事部署；省政府要拨款救灾，军方也在催要经费；县里出了治安问题，两家都能过问，却又都可能把责任推给对方。
这些争执未必全写在公文里，却能通过拖延、掣肘和相互告状表现出来。上面一道命令下来，到了地方可能出现两种解释；一件事情办坏了，双方又都能找出理由。
真正着急的不是官员，而是等着粮食、住处和救济的灾民。湖北在当时也不是一个普通省份。
武汉位于长江中游，长江航运串联东西，平汉铁路通向北方，粤汉铁路仍在向南续建。这里既是交通枢纽，也是军队和物资的重要集散地。
谁能控制湖北，谁就在长江中部多了一块关键支点。正因为位置重要，南京方面既不愿让某一个地方人物独揽大权，又不能容忍两边争到失控。
省政府和绥靖公署互相牵制，原本有利于上级掌握局面；可一旦牵制变成拆台，影响军令、财政和社会秩序，就成了必须处理的麻烦。1932年7月1日前后，蒋介石召见湖北省党务人员和清乡促进委员会成员，对湖北政局表达强烈不满。
在他的判断里，何成浚留下的局面没有起色，夏斗寅接任后也没能把省政理顺。随后，那段火气很重的训斥传开，把两名主政者的争斗扩大成了对湖北官场的整体责骂。
这番话迅速引起议论，不只是因为措辞难听，还因为湖北刚刚经历洪灾，社会恢复远未完成。老百姓关心的是堤坝能不能修、粮价能不能稳、灾民有没有地方住，而掌权者却忙着争位置、争经费、争谁说了算。
把地方治理拖进派系冲突，才是这场风波最难看的地方。蒋介石发火，也不是单纯替湖北百姓主持公道，他需要的是湖北军政系统听从南京指挥，何成浚势力太深，夏斗寅又想借省主席职位扩张自己的班底，两人谁都不能完全压倒对方。
这样的局面可以互相牵制，却很难形成高效的地方治理。他原来倚重的第十三师，在1932年初已经由万耀煌接任师长。
行政职位升了，手里能够直接调动的军队反而少了，面对仍掌握绥靖公署的何成浚，他只能更加依赖南京方面的支持。夏斗寅也并非只当了九个月省主席，他从1932年3月任职，到1933年7月由张群接替，前后大约一年四个月。
不过，任职时间不算太短，并不代表他真正控制了湖北，省政府始终无法把绥靖公署的军事力量纳入自己的行政体系。何成浚同样没有成为最后的赢家。
他继续主持驻鄂绥靖公署，直到这一机构于1935年12月撤销，但湖北省主席此后仍多次更换。短短几年间，湖北主政者频繁轮替，说明当地权力结构一直不稳定。
表面看，每次变动只是换了一名省主席，或者调整了一个军事机关。实际上，背后始终存在南京中央、军事系统和地方实力人物之间的反复较量。
每个人都想保住自己的地盘，却很少有人愿意主动放下一部分权力。回头看，夏斗寅与何成浚的冲突，不能简单理解成两个人脾气不合。
更深一层，是行政权和军事权互相重叠，却没有清楚的责任边界。省主席有名分，却缺少完整军权；绥靖公署握有武力，又能插手地方事务。
出了成绩都想领功，出了问题便容易互相推诿。一场洪灾已经让湖北百姓付出了沉重代价，官场内斗又消耗了恢复时间。
那句流传很广的斥责，留下的是一段难堪的政治插曲；真正值得记住的，是治理一地不能依赖派系平衡和个人关系。权力分得含糊，责任划得不清，官员斗得再热闹，最后承担代价的往往还是普通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