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乔致庸，晚清晋商富豪去世， 享年89岁。他有6个儿子，去世时， 仅有一位儿子还在世。11个孙子， 继承人就是长孙乔映霞。 七七事变后，乔家离开了乔家大院， 再也没有回来居住。
乔家大院最让人感慨的地方，不是院子有多大，也不是砖雕木雕有多精，而是这样一座曾经人声鼎沸的深宅，最后变成了空院。门楼还在，照壁还在，院里的路也还在，可真正属于乔家的日常生活，早已停在了战乱到来的那几年。
1937年七七事变后，华北局势急转直下，祁县所在的晋中地区，也难以避开战火影响，乔家人意识到继续留在大院里并不安全，便陆续离开乔家堡。那一次离开，不像普通人家搬一次住所，而更像一个家族时代的落幕。

后来乔家人再没有回到乔家大院长期居住。今天走进乔家大院，看到的是高墙、院落、匾额和展陈。
游客会觉得这里气派、讲究，可若把时间往回推，就会发现这些建筑背后，藏着的是一个晋商家族从兴盛到转身离场的全过程。院子留下来了，人却被时代推远了。
乔致庸去世是在1907年。年轻时的乔致庸并不是一开始就奔着经商去的，他读过书，也曾想在读书仕进这条路上走下去。
只是家中变故来得早，兄长去世后，乔家的生意需要有人撑住，他才被迫接起这副担子。乔家的根基并非乔致庸一个人凭空打出来的。
更早的时候，乔贵发走西口，从小买卖做起，靠勤快、节俭和眼光一点点积累家底。到了乔致庸手中，乔家商号的规模继续扩大，尤其在包头等地经营得很有名气，后来又和票号、钱庄等业务连在一起，形成了更大的商业网络。
乔致庸被后人记住，很大一部分原因也在“信用”二字上。一个商号要想长久，不能只靠一时精明，更不能靠投机取巧。
乔家用掌柜、管伙计、立规矩，讲的是稳扎稳打。银子要赚，但名声更要保住，因为名声坏了，再厚的家底也会被一点点掏空。
乔家家规里有很多朴素却很硬的要求，比如不许子弟沾染赌博、吸毒、酗酒等恶习，也反对奢靡享乐。这样的规矩听起来像老辈人的家训，可放在富商之家，恰恰是最难守的。
钱多了，诱惑也多，家族败落往往不是败在外人手里，而是先从内部松散开始。不过，乔致庸再会经营，也避不开人生里的伤痛。
他有6个儿子，可到他1907年去世时，只有一位儿子还活着。白发人送黑发人，这对任何家庭都是沉重打击。
对乔家这样的大户来说，伤痛之外还多了一层现实问题：这么大的家业，到底交给谁？最后被推到台前的是孙辈乔映霞。
乔映霞是乔致庸的长孙，年纪很轻就开始接触家族事务。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要面对的不是几间铺子，而是一个庞大家族和一串商号的未来。
乔致庸选择他，说明乔家当时已经不能简单按父子传承来安排，而必须看谁能真正撑事。乔映霞接手后，乔家并没有立刻衰败。
他受传统家教影响，也接触到近代新风气，在处理家族事务和地方公益方面都有一定作为。乔家大院后来的修建、整理和完善，也与乔氏后人的经营有关。
可以说，乔映霞代表的是乔家从旧式晋商向近代社会过渡的一代人。不少人认识乔家，是通过影视剧。
影视剧让乔致庸这个名字重新进入大众视野，也让乔家大院成了热门景点。但戏剧为了好看，会把人物关系和情节处理得更集中，不能完全当成历史原貌来理解。
比如关于慈禧和乔家的故事，就常常被讲得很热闹。更稳妥的说法是，慈禧西行途中与乔家票号、地方接待有联系，但不能简单说成她住进了乔家大院，更不能把所有接待场面都安到乔致庸本人身上。
至于“福种琅嬛”这块匾，也应放在当时乔家声望和地方接待背景里理解，不宜把它说成一段夸张的传奇桥段。乔家的兴盛，靠的是晋商时代的土壤；乔家的转折，也来自时代土壤的变化。
进入近代以后，铁路、银行、新式金融制度逐渐兴起，传统票号的优势开始减弱。过去靠驼队、商路、票号联系四方的办法，慢慢跟不上新局面。
一个家族再谨慎，也很难独自扛住整个商业环境的转向。更沉重的一击，是战乱。
七七事变后，乔家大院不再只是富贵人家的宅院，它也成了乱世里必须放下的家园。乔家人离开大院时，带走的是安全考虑，留下的却是几代人的生活痕迹。
乔致庸的厉害，在于他懂得守信、用人和管家；乔家的无奈，在于再大的家业也无法脱离时代风浪。七七事变后乔家人离开大院，再也没有回来居住，这一句话看似平淡，其实最有力量。
它说明财富可以积累，宅院可以保存，但生活本身一旦被时代切断，就不会原样重来。这才是乔家故事最值得后人琢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