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上海已经解放，刚刚“投诚”的国民党上海财政局局长汪维恒，走进解放军上海军管会代表顾准的办公室，当汪维恒说自己是1924年入党的地下党员时，顾准惊讶地张大了嘴巴，立刻站了起来，呆呆地看着汪维恒，赶紧拿起了手边的电话。

1949年5月27日上海正式解放，解放军军管会代表顾准带队接管上海市财政局，时任国民党上海财政局局长的汪维恒，带着全体人员原地待命，表面上是"投诚"的国民党旧官员，可就在交接完毕、众人散去之后，汪维恒却悄悄拉住顾准，说有要事单独汇报。

关上门，汪维恒压低声音说出了一句让顾准当场愣住的话："我是1924年入党的中共党员，" 顾准一时不敢相信，眼前这位身穿国民党少将制服、掌管上海财政大权的高官，党龄竟然比自己还长十多年，他立刻拨通了副市长潘汉年的电话核实，得到肯定答复后，顾准紧紧握住汪维恒的手，连说了好几声"太好了"没人知道，为了这一句"回家"，汪维恒在黑暗里整整等了21年。

汪维恒原名汪益增，1896年生于浙江诸暨一个没落地主家庭，1921年他从北京军需军官学校毕业，进入浙军当了一名军需官，1924年经早期共产党员张秋人介绍，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宁波地区最早的四名党员之一，1925年国共合作时期，组织安排他以跨党身份加入国民党，从此埋下了潜伏的伏笔。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席卷全国，1928年诸暨县委准备武装暴动时走漏消息，县委成员被迫紧急撤离，县委书记金城临行前给汪维恒留下指令：利用军校旧关系打入国民党内部长期潜伏，也就是从这时起，他把名字从"益增"改成了"维恒"——取"坚持到底"之意。

这一潜伏就是整整十年的"孤悬"状态，由于地方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汪维恒与组织彻底断了联系，他凭着过硬的专业能力和清廉的作风，在国民党军需系统里步步攀升，一路做到了胡宗南部西北军需局局长，深受胡宗南器重。

可在无人知晓的深夜里，汪维恒始终在等待组织的召唤，还利用职务之便，悄悄救助转移了金城、潘念之等数十名被追捕的地下党员。

更鲜为人知的是，汪维恒还借着为胡宗南培养军需人才的名义，从"西北劳动营"里营救出了700多名进步青年，其中300多人是共产党员或进步学生，这些人以"军需见习生"的名义走出集中营，不少人后来成了潜伏在敌军内部的新力量。

1938年，李克农指示地下党员沙文威与汪维恒重新接上关系，那一刻汪维恒百感交集，他以为是组织终于找到了自己，可沙文威并不知道他老党员的身份，只当他是发展的新统战对象，这个阴差阳错的误会，为他后半生的心结埋下了伏笔。

重新归队的汪维恒，把国民党后勤总部变成了中共的"情报中转站"，1943年7月，蒋介石密令胡宗南集结数十万兵力突袭陕甘宁边区，这份绝密计划刚一下达，时任西北军需局局长的汪维恒就第一时间察觉。

汪维恒冒着巨大风险专程赶赴重庆，通过钱之光见到周恩来，当面汇报了全部作战部署，这份关键情报让党中央提前做好应对，最终迫使国民党放弃了突袭计划。

解放战争时期，汪维恒升任南京联勤总部副司令兼经理署副署长，他将国民党军队番号、兵力配置、武器弹药储备、运输补给计划等核心情报源源不断送往延安，大别山战役中，白崇禧率20万大军围攻刘邓部队的完整作战方案，就是汪维恒从蒋介石的最高军事会议上带出的。

1948年6月，陈诚突然调汪维恒去台湾，任第十补给区少将副司令兼供应局局长，为国民党退守台湾做准备，此时全国解放曙光已现，去台湾很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但汪维恒想到退守台湾后的军事部署、后勤基地等情报价值，毅然带着全家登上了赴台的轮船。

在台湾的大半年里，汪维恒通过交通员传回了大量台岛防务情报，1949年4月组织密信传来，以一首盼归的诗暗示他立即撤离，汪维恒借着供应局改组、陈诚养病的时机，以"母亲病重"为由先行只身返回大陆，又暗中安排家人搭乘最后一班轮船撤离。

回到上海的汪维恒被任命为财政局局长，他顶住压力保全了上海全部财税、地籍档案，制止了资金转移和档案销毁，为上海解放后的平稳接管立下大功。

解放后汪维恒历任上海市直接税务局局长、地政局局长、房地产管理局局长，兢兢业业工作了二十多年，可他1924年的党员身份却始终无法正式确认，大革命时期没有党证，早期组织资料大多散佚，连当年的县委书记金城都是后来重新入的党。

1971年1月，75岁的汪维恒在上海黄浦区中心医院病逝，临终前好几天不能说话的他，嘴里一直喃喃地重复着三个字："我要求……"守在床边的夫人知道，他到死都在请求恢复自己的党籍。

直到1984年，经过反复核查取证，中央组织部终于正式下文，恢复汪维恒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4年连续计算，这位在敌人心脏里坚守了21年信仰的无名英雄，终于在历史中找回了自己真正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