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六十五岁的郑念决定离开上海前往美国。在临行之前，她选择把家里那些历经劫难、千辛万苦所保存下来的古董以及字画，全部无偿地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

主要信源：（光明网——郑念是谁）

1973年深秋，上海提篮桥监狱的女监区出了一件稀罕事。

一个关了六年半的女犯人，刑满那天死活不肯走。

狱警把释放通知书递到她面前，她看了一眼，说不接。

问她为什么，她说自己本来就没罪，不需要什么“宽大处理”。

这词儿是给真有罪的人用的，她要是接了，就等于认了那顶“英国间谍”的帽子。

在她看来，清白比自由要紧，要是顶着污名走出去，跟还关在里面没啥区别。

这个倔脾气的女人叫郑念，1915年生在北京，家里是北洋时期的官宦门第。

爷爷当过湖北管教育的官，父亲在日本留过学，回国后在民国海军里做少将。

她从小既读古书又学洋文，长得也出众，年轻时上过四次《北洋画报》的封面。

可她不爱抛头露面，心思全在念书上。

先在天津读中学，后来考上燕京大学，1930年又去了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拿到了硕士学位。

在英国念书的时候，她认识了同是留学生的郑康祺，两个人结了婚。

郑康祺后来进了民国外交部，被派到澳大利亚常驻，郑念跟着去了，在那儿生了个女儿，取名郑梅萍。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海外，夫妻俩商量了一下，决定放弃国外的生活回国。

他们先从澳大利亚辗转到香港，再从香港回到上海。

郑康祺先当了上海市政府的外交顾问，后来又去壳牌石油上海分公司做总经理。

郑念在家照顾女儿，日子过得安稳踏实。

可好日子没过多久，1957年郑康祺突发心脏病去世了。

郑念没办法，只好接过丈夫的担子，去壳牌石油上班，当了总经理助理。

为了纪念丈夫，她改笔名叫郑念。

她做事利索，把工作打理得井井有条，女儿也教得很好，常跟女儿说，遇到事别垂头丧气，乐观点总能熬过去。

1966年秋天，一群人不打招呼就闯进她家，东西砸的砸烧的烧。

过了一个月，她被抓进了提篮桥监狱，罪名是“英国间谍”，说她留过洋，在外企干过，有通敌的嫌疑。

这一关就是六年半，单人牢房，天天审，有时候还动刑。

审她的人要她认罪，要她咬出别人，她就是不签字，不说昧良心的话，也不冤枉任何人。

有一回双手被反铐了十几天，手铐勒进肉里，流脓流血，差一点残废。

旁边的人劝她哭几声求个饶，她说那种嚎哭的样子她做不来。

没审讯的时候，她省着厕纸贴在又黑又脏的墙上，弄出一块干净的地方，还跟看守要扫把扫地。

每天在牢房里活动活动，怕身子垮了，脑子里反复回想以前学过的东西，怕忘光了。

1973年刑满，她不肯接释放通知，监狱的人劝不动，最后让人把她架起来扔出了大门。

她爬起来拍拍土，先没顾自己，一打听才知道，女儿郑梅萍在她被抓进去的第二年就没了。

官方说是跳楼自杀，她不信。

女儿跟她一样性子硬，她能熬六年半，女儿没道理熬不过一年。

后来她一边跑部门递材料给自己申冤，一边查女儿的死因。

最后查清楚了，梅萍是被人打死的，不是自杀。

她把打人的人告上法庭，判了罪。

到1980年，官方正式发文，说当年抓她判她都是错的，撤了所有罪名，给她平了反。

平反以后，上海的家早就散了，丈夫和女儿都没了。

1980年冬天，她把家里的古董瓷器捐给了上海博物馆，买船票去了美国，那年她六十五岁。

在华盛顿住下来，平时读书，会朋友，桌上总摆束花。

出门穿丝质衬衫，一头银卷发，自己开车兜风。

1987年，她用英文写了本自传叫《上海生死劫》，书里没喊冤没骂人。

就老老实实写自己怎么被抓、在牢里怎么过、女儿怎么死的、出来后怎么申冤。

书一出来全世界都轰动了，被翻译成好几种语言，成了纪实文学的经典。

她还用女儿的名字成立了一个基金会，把写书的稿费和演讲挣的钱都捐给在美国念书的中国留学生。

2009年，她在浴室摔了一跤，感染后走了，享年94岁。

她这一辈子，好日子没过多少年，苦头吃了一大堆。

可不管什么时候，那股子硬气劲儿从来没软过。

有人问她怎么能撑得住，她说人活一口气，这口气要是散了，活着也就没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