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得知南京大屠杀后，毛主席和蒋介石都是什么反应？
1937年11月中旬，上海沦陷后，日军兵锋直指南京。在武汉的军事会议上，蒋介石面临着一个极其艰难的选择：南京，守还是不守？当时大多数将领主张放弃，大家心里都清楚，部队刚从淞沪战场撤下来，伤亡惨重，士气低落。唯独唐生智站出来主动请缨，慷慨激昂地誓与首都共存亡。
蒋介石最终同意了固守。他心底其实打着一个算盘：只要南京能坚守几个月，说不定苏联就会出兵，说不定德国的调停就能奏效，国际社会总不会看着远东的格局彻底失衡。
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南京坚固的城墙，过去经受过长达数月的围困，这一次却不到一百小时就被攻破。唐生智在最后关头的撤退命令下达得极其混乱，导致守军大溃败。伴随而来的，是日军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屠杀、抢掠和强奸。
随着从南京侥幸逃出的散兵，以及留在城内救助难民的国际友人和西方驻华记者将一桩桩屠城血案公之于众，惨绝人寰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武汉、重庆。
得知这一切的蒋介石，内心无疑是极度痛苦和震怒的。作为当时的国民政府最高统帅，丢失首都、军民惨死，这是无法洗刷的奇耻大辱。
翻开当时的蒋介石日记，你能清晰地看到一个战时领袖在面对国破家亡时的悲愤。1938年1月初，面对日本开出的极其苛刻、几乎等同于让中国投降的和平条件，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一句咬牙切齿的话：“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
这场空前的大屠杀，让蒋介石彻底看清了日本人的真面目：日寇就是要用最野蛮的屠杀，彻底摧毁中国人的抵抗意志，逼迫国民政府乖乖投降。
在这个过程中，蒋介石还经历了一次深刻的“绝望”。就在南京沦陷前夕，日军飞机在长江上肆无忌惮地炸沉了美国炮舰“帕奈号”。蒋介石起初还暗自期待，以为这件事会惹怒美国，促使美英联合对日开战或实行严厉的制裁。
残酷的国际政治逻辑再次上演。面对日本的道歉和区区两百多万美元的赔偿，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政府选择了息事宁人。当时美国甚至还在向日本大量出口钢铁和石油。
外援断绝，首都变作血海，三十万冤魂无处申诉。冰冷的现实，终于逼着蒋介石彻底丢掉了依靠外交途径迅速解决危机的幻想。退守大后方后，他顶住内部以汪精卫为首的主和派的巨大压力，明确宣布迁都重庆，坚决拒绝日本的诱降，坚持把抗战打下去。打碎了骨头连着筋，正面战场虽然屡战屡败，面临难以想象的困难，国民政府始终没有在投降书上签字，死死保住了国家抵抗的底线。
当目光转向黄土高原上的延安，历史呈现出另一种深沉而清醒的宏大格局。
南京沦陷及大屠杀的惨剧传到陕北，中共中央同样感到锥心之痛。中国共产党迅速行动，通过《新华日报》《群众》等报刊，向大后方和全国民众详细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法西斯暴行。当时在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各种悼念遇难同胞、控诉日寇罪行的爱国集会在各地广泛开展，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抗日怒火。
作为卓越的战略家，毛主席的思考穿透了纯粹的情绪宣泄。他从南京保卫战的惨败中，一眼看穿了当时抗战模式的致命漏洞。
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打的是一种“片面抗战”。单纯依靠政府和正规军去和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硬拼，完全没有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这种打法必然会吃大亏。南京保卫战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一旦正规军防线崩溃，城市和农村的百姓毫无自保能力，犹如一盘散沙，最终酿成了任由日军肆意屠戮的悲剧。
面对日寇的嚣张气焰，面对国内开始泛滥的“亡国论”情绪，毛泽东没有只停留在悲愤之中，他拿出了拯救这个民族的最强武器——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
就在南京大屠杀发生后的几个月里，在延安那间简陋的窑洞中，伴随着微弱的煤油灯光，毛主席废寝忘食，写出了那篇光芒万丈的宏伟巨著——《论持久战》。
1937年底到1938年初的那个冬天，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寒冷的一段日子。面对南京大屠杀的血海深仇，毛泽东和蒋介石在客观上达成了一个超越政治分歧的共识：中华民族无路可退，唯有死战到底。
日本军国主义者原本以为，杀光三十万人，制造令人发指的恐怖，就能让中国屈服。事实证明他们大错特错。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彻底浇灭了任何妥协与退让的余地。它像一记带血的重锤，砸醒了全中国乃至海外的华人。大家都明白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投降就是死路一条，要想活下去，要想保住我们的后代不当亡国奴，就只能拼命。
从那之后，国共两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支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最悲壮的东方主战场。正面战场的血肉相搏，与敌后战场的神出鬼没交相辉映，无数中华儿女前赴后继，最终把日本侵略者死死拖在了中国的广袤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