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7月7日，北京外交部正式向阿尔巴尼亚驻华使馆递交了一份照会。

内容非常干脆，中国决定即刻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一切经济、军事援助，并撤回全部在华专家。

这标志着从1954年开始，长达24年、累计超过100亿元人民币的援阿项目。

被咱们一把手给掐断了。

而这个欧洲有名的穷国，曾在1969年狮子大开口。

甚至要求中国给每家每户都配上电视机。

被咱们婉拒后，转头就在报纸上骂咱们是“叛徒”。

甚至还把咱们援助的坦克炮口对准了东方。

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升米恩，斗米仇”。

说起这100亿，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没概念。

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可是咱们全国老百姓勒紧裤腰带省出来的血汗钱。

那时候咱们国家是什么光景？

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国内不少地方老百姓啃树皮、吃观音土。

城里人买米买油都得凭票，农村好多地方晚上点的是煤油灯。

一台黑白电视机，在当时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都算稀罕物件。

普通工人得攒好几年工资才买得起。

可就是在这么穷的家底子下。

咱们硬是一船一船地把粮食、钢材、水泥、化肥往阿尔巴尼亚运。

帮他们建纺织厂、化肥厂、水电站。

军援更是大方得离谱，75万支枪、15亿发子弹、上万吨火炮、180架战机、46艘鱼雷艇。

甚至连他们沿海碉堡用的优质无缝钢管电线杆，都是咱们特供的。

算下来，这笔钱相当于当时咱们国家一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摊到每个阿尔巴尼亚人头上合4000多块钱。

而当时咱们国内农民一年到头累死累活，平均收入才几十块钱。

可人家阿尔巴尼亚是怎么对待这份情谊的呢？

他们压根没把这当成兄弟互助，而是当成了天经地义的“俸禄”。

1969年，咱们国家副总理李先念去访问。

委婉地问对方打算什么时候归还这批贷款。

结果人家总理谢胡脖子一梗，直愣愣地回绝。

说根本没考虑过还钱的事，还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这话听着就像弟弟跟哥哥要零花钱，理直气壮得很。

更过分的是1969年那次，霍查政权递来一份新的援助清单。

除了常规的军工、工业项目，最扎眼的一条竟然是要求中国给阿尔巴尼亚每个农业合作社。

甚至每一户农家都配上电视机，还要帮他们建覆盖全国的电视广播网。

那时候咱们自己都没这条件。

这要求传到国内，从上到下都觉得太离谱了。

这哪是兄弟互助，分明是把咱们当成了无限提款机。

而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后，对这种超出国力实际的过分要求予以了婉拒。

这一拒绝可捅了马蜂窝。

阿尔巴尼亚那边立马翻脸，霍查在党内会议和党报上连篇累牍地攻击中国。

骂咱们是“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可耻的修正主义叛徒”。

街头的高音喇叭日夜播送反华口号。

更让人心寒的是，他们竟然把中国援助的坦克炮塔转向了东方。

在碉堡上刷满反华标语，摆出一副要跟曾经的恩人兵戎相见的架势。

咱们的驻阿大使耿飚在回忆录里写过。

他亲眼看到中国援助的化肥就那么堆在露天。

任凭风吹雨淋变质。钢筋水泥随意丢弃生锈。

问他们为啥不爱惜，对方竟然耸耸肩说：“坏了再找你们要新的呗。”

这种心态让耿飚看得直摇头。

他如实向周恩来和毛主席汇报，说这种无底线的“有求必应”，不但帮不了他们自立。

反而会养出依赖和傲慢，对咱们自己也是个沉重的负担。

毛主席看了耿飚的信后，评价说“耿飚敢说真话，是好大使”。

后来随着国际形势变化，特别是1978年邓小平主持工作后。

咱们彻底下定决心，不能再背这个无底洞般的包袱。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7月7日的那份照会，直接把话挑明了。

援助一断，阿尔巴尼亚立马急了。

发文骂中国是“比苏联更危险的敌人”。

但失去了中国这棵大树，那个靠着援助堆出来的“碉堡之国”很快就露了原形。

那些工厂因为没有技术和管理能力，加上原材料断供，纷纷陷入瘫痪。

到了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阿尔巴尼亚政权解体，经济更是跌入谷底。

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教训其实挺朴素的。

帮人可以，但不能养出理所当然的白眼狼。

国际交往讲情谊也得讲原则，一味地纵容索取，到头来，恩情也能变成仇怨。

正如那句老话所说，升米养恩，斗米养仇，古人诚不欺我。

耿飚后来感慨，要是早明白这个道理，咱们也许能少走很多弯路。

这100亿买的教训，虽然沉重，但也让我们看清了，只有平等互利的交往，才是长久之道。

主要信源：（光明新闻——《耿飚回忆录》 披露“援阿”内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