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晚年回忆说，遵义会议上有两个人反对毛主席，一个是凯丰，他反对坚决，态度明确，另一个就是总负责博古。 但这场改变了红军命运的会议，能够召开本身就不容易。1934年底，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八万多人，湘江一役打完只剩三万，整个队伍士气跌到谷底，指挥层的分歧已经难以遮掩。
1935年1月的遵义，表面上是一座刚被红军占领的黔北小城，实际上却成了中央红军命运的拐弯处。那几天，会议室里的争论不是普通分歧，而是在问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支队伍到底还能不能走出困局。
最难的地方在于，许多问题已经不能再拖。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时有8.6万余人，队伍庞大，行军艰难。

到湘江战役结束后，只剩3万余人。人数变化摆在那里，比任何话都沉重。
湘江之后，红军上下心里都有数。敌人围追堵截当然凶险，可如果自己的打法总是被动，总是硬撞敌人的封锁线，损失就会越来越大。
前线将领不是没有意见，只是这些意见长期没有真正改变指挥局面。这一路上，毛泽东身体并不好。
疟疾折磨着他，行军时常常需要坐担架。王稼祥也带着旧伤，腹部伤口多年未愈，身体同样虚弱。
两个病号躺在担架上，却谈起了红军最紧迫的事：军事指挥必须重新讨论。真正把想法推向明处的，还有张闻天和王稼祥在黄平一带的谈话。
橘林间歇脚时，张闻天说不能再这样打下去，应当让毛泽东出来。王稼祥很快把这句话转告毛泽东，也让一些同志逐渐形成共同看法。
遵义会议召开前，其实已经有几次转向的铺垫。1934年12月，通道会议、黎平会议接连召开，中央红军没有再按原计划往湘西硬闯，而是转向贵州。
1935年1月的猴场会议，又进一步限制了单纯由少数人临时决定军事行动的做法。这些变化说明，遵义会议不是孤零零的一场会，它是在失败、争论、调整和再选择中一步步走来的，等红军1935年1月7日进入遵义，许多人已经意识到，必须把军事路线问题摆上桌面。
1月15日晚，会议在遵义柏辉章公馆二楼开始，博古先作报告，他更多讲敌人力量强、客观条件难，对军事指挥上的问题谈得不够深。这样的说法，很难让刚经历惨重损失的将领们完全接受。
周恩来的发言改变了会场气氛，他没有把责任推开，而是承认军事领导中存在错误，并对博古、李德的指挥方式提出批评。一个人愿意面对问题，会议才有继续往深处谈的可能。
张闻天随后发言，他的意见不是临时拼出来的，而是此前同毛泽东、王稼祥反复商量过。发言的重点很清楚：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失利，不能只用敌强我弱来解释，指挥上的僵硬做法必须检讨。
毛泽东讲得更具体。他把前四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拿出来作比较，说明红军的长处在于灵活机动，而不是同强敌拼阵地、拼消耗。
山路怎么走，队伍怎么转，仗怎么打，都要从实际出发。朱德平时不爱多说，可这次态度很重。
他从部队生存角度讲，继续那样指挥，红军很难走下去。老总的话没有太多修饰，却让人听得明白：问题已经不是面子问题，而是生死问题。
王稼祥的表态也很关键，他身体虚弱，却明确支持毛泽东的分析，并提出让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这个态度不是客气话，而是把会场上的讨论推向了结果，后来不少亲历者都把他的作用看得很重。
凯丰年轻，话也锋利，他甚至讥讽毛泽东打仗不过是靠《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这句话后来被很多人记住，不是因为它有道理，而是因为它反映出当时争论的激烈程度。
会下，凯丰还去找聂荣臻，希望聂荣臻支持博古。聂荣臻没有答应。
前线部队经历了湘江血战，对指挥得失感受最直接，他当然更看重事实，而不是看谁在会场上声音更响。三天会议下来，多数人的态度逐渐清楚。
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朱德、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军事指挥最后下决心的负责者。会议之后，中央又在行军中继续调整分工，张闻天后来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毛泽东成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再往后，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小组负责全军军事行动，红军指挥逐渐摆脱了过去的僵硬局面。陈云在会后写下《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用来向中央纵队传达会议精神。
这份手稿全文4600余字，记录了会议的主要经过和决定。很多细节能流传下来，正是因为这份文字留下了可靠线索。
遵义会议的价值，不只是开了三天会，也不只是调整几个人的位置。真正重要的是，红军在最危险的时候，没有继续被旧办法拖着走，而是敢于把问题摊开，重新寻找适合自己的路。
红军开始用更灵活的方式摆脱追堵，把主动权一点点抢回来。那种变化，正是遵义会议最实际的成果。
重大选择从来不会轻松落地，往往伴随分歧、压力和犹豫。遵义会议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没有停在争论里，而是让实践证明过的正确思路占了上风。
一个队伍在低谷中还能纠偏，还能重新组织力量，这比顺境中的胜利更难。也正因为难，遵义会议才会被反复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