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昭通，男子瞒着妻子偷偷去见一独居女子，2人喝了些酒后发生了不正关系。谁知，等到次日一早，女子却打电话报警，声称自己被欺负，然而，警方调查完2个人的来往动向后不予立案。

赵某年轻时有过一段婚姻，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她和前夫离婚了，离婚后，她分得一套房子，平时一个人独居。由于赵某注重保养，所以即便40多了，外貌看起来跟30出头的小姑娘相差无几。

赵某住的房子原先是闲置的，里面的装修布置也都是在她离婚后进行的，装窗帘时，她认识了窗帘店老板郝某。

蒲某开始在微信上频频找汪羽聊天，嘘寒问暖，热情得有些过头。有一回晚上九点多，蒲某发消息说“过来看看你哈”，汪羽回说“白天，我瞌睡来了，一点熬不起夜”。又有一次下午五点半，蒲某说来她家吃饭，汪羽说不在家，蒲某就说“去你家做面条吃”。再后来更直接——“今晚没去处了，和媳妇吵架了，来你家”。

汪羽虽然委婉，但拒绝的意思很清楚：白天可以过来坐坐，晚上不行。
可蒲某似乎压根没把这话当回事。

时间来到3月6日。那天晚上7点28分，蒲某又发来消息：“来找你哈。”汪羽回说不在家，在美容院。蒲某不死心，说“想见你都很难”。到了晚上九点左右，蒲某又说自己喝了酒，想骑车来她家陪她再喝点。汪羽担心他骑车不安全，劝他改天，可蒲某根本不听。

晚上9点41分，微信响了——“到楼下了”。汪羽事后跟记者说，她之所以让蒲某上楼，是因为之前蒲某曾免费帮她修过厨房洗菜盆。人家帮过忙，现在人到楼下了，总不好把人往外撵。出于礼貌，她开了门。

蒲某进门就说要喝酒。汪羽拿出自己泡的枸杞酒，两人在客厅喝了起来。汪羽平时不怎么喝酒，喝了十几分钟就觉得头晕，想休息了。她让蒲某离开，说不回去就帮他叫出租车，可蒲某就是不走。
汪羽觉得不对劲，悄悄打开手机录了音。

这段三分多钟的录音后来成了关键证据。录音里，汪羽一遍又一遍地叫蒲某回去睡，蒲某的回答是——“死都不回去，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汪羽说要叫出租车，蒲某拒绝；汪羽说那你睡大床我睡沙发，蒲某说“你睡哪里我睡哪里”。

拉扯到最后，蒲某总算答应睡客厅沙发，汪羽走进卧室和衣而睡。但卧室的门锁是坏的，根本反锁不了。

凌晨0点30分左右，汪羽突然醒了，想去上厕所。她发现蒲某不见了，同时感觉下身不对劲，用手一摸——有异样。她瞬间懵了，惊恐害怕之下，立刻给昆明的一个朋友发了消息。朋友建议她马上报警。

汪羽拨打了110。警察很快赶到，把她带到县人民医院做了生物检测，抽了血查酒精含量。折腾到凌晨四点才回家，中午又去派出所做笔录。

3月24日，DNA鉴定结果出来了。汪羽的下体、内裤、胸部等多处物证都检出了蒲某的DNA。法医确认，两人确实发生了性关系。

可4月7日，汪羽等来的却是一纸“不予立案通知书”。警方的理由是—— “经审查认为该案无犯罪事实” 。

汪羽不服，申请复议。5月5日，县公安局维持原决定。她又向昭通市公安局申请复核。6月11日，市公安局同样维持了不立案的结论。

三级公安机关，层层审查，结论一致——没有犯罪事实，不予立案。

DNA都验出来了，怎么就“没有犯罪事实”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 “自愿”还是“强迫”。警方认定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蒲某的行为违背了汪羽的意愿。两人此前有微信往来，汪羽多次允许蒲某上门，当晚又是主动开门让对方进屋、一起喝酒——这些细节在警方看来，构不成强奸罪的构成要件。

汪羽的说法完全不同。她告诉媒体，自己平时不喝酒，当晚喝了十几分钟就头晕了，多次要求蒲某离开都被拒绝。录音里她反复让蒲某回去睡，对方却撂下“死都不回去”这种话。她认为自己是在意识模糊、无法反抗的状态下被侵犯的。她还透露，自己从2016年起就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长期在云南省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不过事发前她已停药超过一年，事发后相关部门也没有给她做精神方面的鉴定。

记者拨通蒲某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他妻子。她说丈夫不在，家里还开着一家民宿酒店。对于汪羽的指控，这位妻子的回应是——“叫她报案吧”。她进一步说，他们在县上做生意多年，有些人产生嫉妒，“成年人的生活，你情我愿的，在某种关系上达不到她的目的，如果她证据确凿，那就报案吧，自有公道的。”

至于丈夫深夜跑到独居女子家里喝酒、还被验出了DNA这件事，这位妻子的说法是——“成年人的私事，我无权过问”。

案子走到这一步，争议的核心早已超越了“有没有发生关系”这个事实层面——进入了一个关于“同意”的法律与证据困境。在司法实践中，“违背妇女意志”的认定，需要完整的证据链支撑。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主动开门、共同饮酒这些情节，往往让“是否自愿”变得模糊不清。

汪羽至今还在讨要一个说法——“我从头到尾没同意过，怎么就成了你情我愿了？”

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只能等检察院给出最终结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