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贺子珍在上海病逝，最初的葬礼方案是按副省级待遇操办，但有些老同志提出异议：这位井冈山第一位女红军、毛主席曾经的革命伴侣，为掩护战友身中17块弹片的英雄，难道不该有更高规格的送别？

主要信源：（光明网——邓小平亲定贺子珍葬礼规格）

1984年4月，贺子珍在上海去世。

消息报上去以后，上海市委发现这事不好办。

按家属的意思，一切从简，不搞排场，这符合她晚年的性子。

可问题是，她不是普通人，井冈山最早的女党员之一，跟着队伍走过长征，身上十几处弹片伤。

这样的人，葬礼办到什么规格，骨灰放在哪，都不是上海一个市能定的。

上海市委把情况报到了中央，中办拿到报告也犯难。

最后是邓小平拍了板，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存放中央领导同志骨灰的地方。

这话说出来简单，背后牵扯的，是她起起伏伏的一辈子。

贺子珍1909年生在江西永新，家里条件还行，父亲给她取名叫“桂圆”，软软糯糯的，透着疼爱。

可她从小就不是安分待在屋里的姑娘。

永新那地方后来革命闹得凶，农民苦、土豪横，她看在眼里，心里攒着一股劲。

上学以后接触到新思想，那些“人人平等”“劳动者翻身”的道理一下子把她打动了。

16岁那年她嫌“桂圆”太软，自己改名叫“自珍”，后来写成了“子珍”，就一直用着。

1926年她加入共产党，成了井冈山地区第一个女党员。

和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一起干革命，被叫作“永新三贺”。

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民党抓了大批共产党干部，贺敏学也被关。

很多人躲起来，贺子珍没退，跑到井冈山跟农民自卫军接上头，商量武装营救。

6月10日，自卫军打进县城，救出38个人。

敌人反扑，她端着枪冲在前面，两枪打倒两个敌人。

“双枪女将”的名号就是这么来的。

上了井冈山以后，她遇到了毛泽东。

1928年5月两人办了婚礼，说是婚礼，其实就是战友凑一桌菜。

贺子珍熬夜给毛泽东缝了个大挎包当礼物，那个包后来他随身用了很多年。

井冈山的日子苦得要命，粮食不够吃，冬天冷得刺骨，敌人随时可能打上来。

她一边随军转战，一边刷标语做宣传，拎着石灰水在墙上写口号。

1929年部队下山转战，她怀着孕坚持跟着走，毛泽东让她骑马，她每次都让给伤员。

长征的时候她又在路上生了孩子，只能寄养在当地老乡家，自己回到队伍。

后来在贵州遇上敌机轰炸，她扑到伤员身上掩护，弹片打进头部和背部，身上留下十七处伤。

从那以后身体再也没好过。

到了陕北，她被安排做机要秘书，天天关在屋里整理文件，很不适应。

她是在枪林弹雨里长大的，习惯在外面跑，坐不住。

加上伤口的弹片经常痛得厉害，人越来越烦躁。

她想去上海取弹片，毛泽东不同意，觉得局势紧张不安全。

可她的脾气是下了决心就拉不回来，安排好孩子就走了。

结果赶上西安事变，路断了，困在西安。

后来她决定去苏联，一边治病一边学习，这一走就是十年。

在苏联的日子不好过。

弹片取不干净，手术风险大，医生能处理的有限，她忍了这么多年的痛，结果是治不彻底。

她在苏联生了个小儿子，没多久孩子夭折。

紧接着传来母亲在家乡去世的消息，人隔万里见不上最后一面。

她硬撑着没垮，学语言学知识，照顾女儿，在有限的条件下让自己活下去，1947年才回国。

回国以后，她和毛泽东的关系已经走到了另一种状态。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见过一面，谈了一个小时，有寒暄有回忆，有些话说得很含蓄，有些干脆没说出口。

那是最后一次见面。

之后她回到上海生活，身体越来越差，后来中风，半身不遂，卧床不起。

可她还想做事，想写点回忆录，给国家留点资料。

1984年4月她在上海安静走了。

家属要求从简，但组织上不能不考虑她的历史身份。

最后邓小平定了调，葬北京，中央送花圈，骨灰放八宝山。

遗体告别那天，很多老战友来了，白发苍苍地站在灵前，送别那个在井冈山扛过枪、在长征路上拼过命的女人。

她这一生，从永新到井冈山，从长征到苏联，从延安到上海，起起落落，吃了太多苦。

最后能被安放在八宝山，算是一个迟来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