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马相伯捐出了3000亩田产，自己变得一无所有。十几年后，孙女出生，有人给他筹集了一万块，结果又被他花掉了。
那时的马相伯刚好满60岁。他出生在江苏丹徒一个家境殷实的家庭，自幼聪颖，12岁就敢孤身一人徒步两百公里到上海求学。成年后，他一度步入政坛，见识过晚清官场的腐朽，亲历过洋务运动的兴衰。在目睹了甲午海战的惨败后，他彻底心灰意冷，深知靠着坚船利炮和修修补补的表面文章，根本救不了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
要想让这片土地真正站起来，唯有从根子上发力——办教育，开民智。
手里那3000亩良田，成了他撬动时代的杠杆。老人果断立下一纸字据：“自献之后，永无反悔。”他将名下的这些田产全部捐献给了天主教江南司教，唯一的条件就是用这笔钱创办“中西大学堂”。在那个有钱人忙着囤地买办的年代，一个花甲老人硬是把自己变成了“穷光蛋”。这种毁家兴学的气魄，放到任何一个时代，都堪称孤勇。
教会痛快地收下了庞大的田产，在办学上却一再敷衍拖延。老人没有坐等，干脆卷起袖子自己干，终于在1903年拉扯起了震旦学院。后来因为坚持教育的“本土化”，与外籍教会势力发生严重冲突，老人索性带着一百多名学生集体退学。在吴淞废弃的提督衙门里，顶着漏风的破墙，他重新竖起了“复旦公学”的牌子。
那时候的学校苦到什么程度？连像样的桌椅都没有，一块黑板撑起所有的课堂。墙上写着：“天气好，读书要紧。”老人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布长衫，带着学生们在风雨飘摇中苦读。
当年在办学时，有个热血青年写诗痛骂清廷，成了朝廷满门通缉的要犯。青年一路逃亡来到上海，怀着微茫的希望拜见马相伯，想要求个读书之所。这位老校长听完，大手一挥：“你马上回去，今天就取行李来入学，免收你的学费、膳费和宿费！”
那个被感动得热泪盈眶的青年，名叫于右任。
岁月如梭，一晃十几年过去。马相伯已是风烛残年，生活清苦到了极点。此时，他的孙女马玉章降生。老天似乎有意考验这个家庭，小玉章仅仅6个月大时，父亲便不幸撒手人寰。孤苦伶仃的祖孙俩，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曾受恩于他的学生们，如于右任等人早已在社会上立足。看着当年冒着杀头风险收留自己的恩师晚景凄凉，看着尚在襁褓中的小孙女连未来的生活费都没有着落，大家心酸不已。众人私下里四处奔走，募捐了一万块银元。
在当时，一万块银元绝对是一笔巨款，足以在繁华地段买下几套大宅院，保这孤女一生衣食无忧。学生们把钱捧到老人面前，千叮咛万嘱咐，这笔钱任何人不能动，必须专门留给马玉章做教育基金。
按常理推断，老人已经为国家捐空了家底，如今面对这份雪中送炭的善意，总该为仅存的骨血留条后路了。
然而，事实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这笔承载着厚重情义的“救命钱”，在马相伯手里根本没焐热。转过头，他就把这一万块原封不动地掏了出去，全数用于创办启明女中（现上海市第四中学）。
这笔钱，连给亲孙女买几身新衣服都没用上。
为什么要死磕一所女校？在老人的视野里，当时的中国女性地位极其低下，连受教育的资格都微乎其微。拯救一个国家的未来，必须从母亲的教育抓起。唤醒了女性，就等于唤醒了下一代。在那个人们普遍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顶着世俗的偏见办女校，需要极大的魄力和财力支持。这所学校后来培养出了大批优秀的女性人才，其中就包括被无数人敬仰的文学家杨绛先生。为了天下千千万万个女儿能拥有独立的人格和读书的权利，他只能选择亏欠自己的血脉。从家族的角度衡量，这绝对是个不及格的大家长；从民族大义去仰望，这却是一座令人高山仰止的丰碑。
岁月继续无情地向前推移。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国难当头。91岁高龄的马相伯再次拖着病弱之躯站了出来。
老人走上街头，大声疾呼抗日救亡。当时他的一腿已经不便，很多时候只能半躺在病榻上悬腕写字。没有资金，就挥毫泼墨义卖书法，一副对联卖50元，一个“寿”字卖30元。他没日没夜地写，据说写到指甲缝里都渗出了血。从早到晚，求字的人络绎不绝，他连口水都顾不上喝。旁人看着心疼劝他歇歇，他却连连摇头，总觉得多写几个字，前线的将士就能多几块纱布，多几颗子弹。就这样一笔一画，硬是筹集了10万元巨款，一分不留，全数捐给了抗日前线慰劳伤兵。
1939年的冬天，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为了躲避战火，将近百岁的马相伯被迫辗转流落到越南谅山。此时的老人，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病榻前，陪伴他的只有那个跟着他吃了一辈子苦、连一分钱遗产都没见过的孙女马玉章。